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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陽里宣傳

發布時間:2022-06-03 05:15:27

A. 劉燁胡軍合作新戲《望道》,這部戲的題材是關於哪方面的呢

講述了二十世紀初葉,經歷了留學日本、浙師風潮和上海漁陽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洗禮的陳望道首譯《共產黨宣言》,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武器。從此,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的方向,走向了新中國的誕生。

B. 求大型文獻電視片《開天闢地90年》觀後感 800字

自從盤古開天劈地起,我們的先人就一直在不停地尋找探索一條能讓國富民強的道路。經過數世紀的風雲變換,19世紀以前,中國的綜合國力仍然處於世界前列。從1840年到1905年的65年中,中國人民一直籠罩在列強侵華戰爭的硝煙之中。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強國都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通過一個個苛刻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一步步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帶來了黎明的曙光。
今年我們懷著滿腔豪情又迎來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90華誕。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中央電視台隆重推出了《開天闢地》這部電視劇。《開天闢地90年》是獻給偉大祖國的賀禮。電視劇《開天闢地》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成長,放在近現代史的宏大的背景中,展示了共產黨在歷史中的主旋律。這部電視劇始終圍繞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一條主旋律,讓人們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在無比復雜的歷史事件中,塑造了共產黨人一心為公和無所畏懼的光輝形象。在中國「開天闢地」象徵著偉大的首創精神。他是打破一個舊的黑暗和渾沌的世界,開辟一個晴朗而純凈的天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是黑暗而又混沌的世界。在以後近四十年的時間里,中國革命的先驅們用無窮的智慧和力量開辟出一片暫新的天地。電視劇《開天闢地》非常好的完成了從神話到現實的詮釋。因為「開天闢地」首先讓我們想到中國一個偉大的神話,就是盤古開天地。用這樣一個神話象徵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這裡麵包含著很多很多深刻的底蘊。她象徵著中國共產黨這個偉岸巨人的誕生,象徵著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的開端。
《開天闢地》確實把中華民族的追求和理想,中國共產黨人的形象,中國人民的選擇和共產黨的偉大都深刻的揭示出來了,它不但描述了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周恩來等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內有軍閥混戰、外受帝國主義欺辱這樣風雨飄搖的時代,為國家民族的獨立而赴湯蹈火的精彩故事,還挖掘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黨史,觸及了過去有很多空白的事件和人物。另外,這個劇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劇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不再是臉譜化的人物,在歷史過程中,這幾個人物都是對等的。它在詳細地詮釋了孫中山、李大釗和陳獨秀革命先驅的同時,又展現了毛澤東在當時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馬列寧主義,並把它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毛澤東形成思想。還詳細地表現了毛澤東敏銳的洞察力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非凡的組織能力。再有,在《開天闢地》里,把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前期,所發揮的巨大的作用展現出來了,讓周恩來這個光輝形象更加的豐滿了。蔣介石的陰險狡詐和那種特殊的笑聲也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開天闢地》吸引我們走進這批革命偉人的歷史,從他們的歷史中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他們,這是《開天闢地》中人物塑造非常突出的一個特點。
我想這部電視劇不僅僅是教育了我們普通百姓的,更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了的歷史教材,讓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國革命選擇中國共產黨來完成其歷史使命,不是偶然的,這是歷史的必然。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怎樣為中國的勞苦大眾謀利益的,今天的政權又來得多麼地不容易。水能載舟,也可以覆舟。要做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唯有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才能安居樂業,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學習歷史,就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面向未來,促進發展。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過去,要牢記歷史,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的「魂」。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九十年風風雨雨,她的豐功偉績已載入史冊,萬古不朽。讓我們攜起手來,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牢記歷史使命,堅持信念,開拓進取,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創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而共同努力。

C. 2011年7月今日說法的觀後感,2篇就好,500字的……

最佳答案
1921年夏,從上海里弄里三三兩兩地走出一群人。他們之中有些人穿著長衫,有些人系著領帶,身著西裝。他們說著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裡。幾天後,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湖面細雨如絲,那艘精巧的畫舫里,突然傳出了低聲的呼喊:「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微弱的呼喊聲迅速淹沒在雨聲中,然而,在中國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正在迅速匯聚,它將推動著中國革命的紅船,揚帆起航。

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在中國現代歷史上,這是——

石庫門——紅色火種傳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庫門房屋上。這幢房子始建於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磚木結構,外牆青紅磚交錯,有著濃厚的中西合璧色彩。這里就是聞名中外的中共「一大」會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

那帶有殖民色彩的礬紅色半圓形門楣,呈現巴洛克式卷渦狀水草花式。粗重厚實的花崗岩門洞下,如潮的人群正從全國各地涌來,瞻仰紅色火種的傳播地。叩響那對黑色石庫門上的閃亮銅環,人流與歷史在這里交織,肅穆與景仰凝聚成一種力量。陳列櫃中那些泛黃的書卷,是開啟歷史大幕的鑰匙,而那如織的人流不斷地探尋著歷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長串崇敬。

記者跟隨前來瞻仰會址的人潮,從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魚貫而入。80年前,13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從這里步入會場的呢?

會址的建築格局恢復得與80年前別無二致。建黨80周年前夕,這里又經歷了一次大規模整修。會址紀念館的流沙玲副書記告訴記者:「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經遺失了近30年,解放後重新發現它時,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它已成了『恆日福麵坊』,面目全非。」

1951年4月,經過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並確定興業路76號、78號 為中共「一大」會址。上海市委組織有關部門按當年原貌進行全面修繕,所有的傢具、陳設均根據有關當事人的回憶按原樣仿製。從它被發現的那刻起,對它的保護和修繕從沒有停過。「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著這塊革命聖地一如既往的風骨。

石庫門下,烏漆實心厚木門內是一方狹長的小天井,一間18平方米的客廳被擋在6扇落地玻璃長窗後,中央長形桌上鋪著雪白的檯布。桌上放著紫銅煙灰缸、銅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還有一隻荷葉邊粉紅色花瓶。桌子四周圍著十五張椅子。

樹德里——歷史的大會在這里召開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號那扇黑沉沉的大門後,譜寫著中國革命史詩的起首句,它的韻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訪小組的記者把這里作為一個開端,探尋起革命先驅昔日的足跡。

1921年夏,操著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東、廣東、貴州口音的,乘長江輪、坐長途火車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們朝著同一個目的地——上海匯攏。他們行動秘密,毫不聲張,以至於1952年,謝覺哉在回 憶當年的情景時說:「一個夜晚,黑雲蔽天,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他倆是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

乳白色荷葉邊燈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發出黃暈的燈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對著望志路寓所前門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叢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號是李漢俊和哥哥李書城的寓所。李書城早年追隨過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曾任北洋軍閥陸軍總長,「李公館」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圍清冷的環境,使中共「一大」在這里召開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夜幕下,代表們陸續到達會場,圍坐在長桌四周,8點以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這一天,距離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還不到一年時間。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當時全國50多名黨員,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兩位著名的共產黨人陳獨秀與李大釗未能出席。

二十四歲的張國燾被推選為會議主持,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記錄。張國燾在報告了大會籌備經過之後,提出大會的議題,即制定黨的綱領、實際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他還念了陳獨秀交給陳公博帶來的信,信中談了四點意見:「一、黨員的發展與教育;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運用;三、黨的紀律;四、群眾路線」。

北京代表劉仁靜坐在馬林身邊,把張國燾的話譯成英語,講給馬林聽。會上,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詞:「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馬林在會上滔滔不絕,講了很長時間。

散會後,代表們分批走出「李公館」。和大多數上海人一樣,寓所前門望志路106號是關著的,代表們經後門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離開會場。據有關人士介紹,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齊的會議。

博文女校——代表們曾經的住所

除陳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東旅社外,大多數代表住在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內。幾經努力,記者被允許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訪。記者從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轉彎,同樣是一座老式的石庫門房子,一樓一底。如今,這里已經是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陳列部辦公室。工作人員劉榮珠說:「為了保護這幢建築,紀念館將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來,有人住在屋裡,還可以做些日常維護。」博文女校面積不大,二樓曲尺形走廊盡頭,第二進房間是代表毛澤東和何叔衡曾住過的屋子,現已恢復原狀:窗戶邊放著老式的小書桌,兩張木板床上鋪著草席,呈丁字形擺放,中間放著竹製書架,屋裡一塵不染。劉榮珠說:「當年從上海里弄里認出這幢房子時,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當地文化局的職工宿舍。前些天,這里的老住戶回來看過,還拍照留念了。」

「一大」召開時,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當時正值暑假,師生都已離校。博文女校開辦於1917年,董事長是黃興夫人徐宗漢,校長黃紹蘭。代表們的住宿是李達夫人王會悟具體安排的。當時,王會悟參加了上海女界聯合會,擔任《婦女之聲》的編輯,與徐宗漢、黃紹蘭關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向黃紹蘭校長租借教室,作為代表們的住宿地。黃紹蘭一口答應下來。

會議7月25日、26日曾休會兩天,起草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等會議文件。根據馬林在第一次大會上的提議,推選成立了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的委員會,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組成。經過休會兩天緊張地工作,起草了黨的綱領和決議。

然而,今天會址紀念館的展示廳里,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卻沒有中文原本。一些黨史專家告訴記者:「黨的『一大』起草的綱領和決議的中文文件極其珍貴,可惜由於我們黨長期處於戰爭環境,這些中文原件以後都散失了,現存的只有俄文、英文兩種譯本。俄文譯本原存於共產國際,50年代由蘇共中央作為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資料,移交給中共中央。英譯本是陳公博1924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寫的論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附錄。」

7月30日晚,舉行中共「一大」第六次會議。會議依舊在八點以後舉行。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原定議程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會議討論的各項問題發表意見,然後討論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沒有來,據說,當時他鬧肚子,出不了門,只好獨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樓上的地板上。

會議剛開始不久,會場後那扇虛掩著的後門突然闖進一個穿著竹布長衫的中年男子(後據有關人士回憶,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長程子卿),他朝四下環視一周。代表們問他干什麼,那人含糊其詞地說:「找社聯王會長?」又說:「對不起,我找錯地方了。」然後,匆忙退出。距李漢俊寓所第三家確實是上海各界聯合會的會所,但各界聯合會沒有會長,也沒有人姓王。馬林問代表,是否認識此人,代表們都說不認識,富有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當機立斷:「一定是密探,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分別離開。」

會議被迫中斷,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外,立即離開了會場。十來分鍾後,法國巡捕房派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國士兵、三個翻譯共9個人包圍了李漢俊家,並進入室內搜查盤問。他們翻箱倒櫃,足足搜查了一個多小時,除查到了一些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書籍外,沒有發現可疑的物品。室內抽屜里放著一份黨綱草案,因為塗改得很凌亂,字跡模糊,被巡捕房的人當做無關緊要的廢紙,踩在腳下。闖入者一無所獲,離開後,還在這所房子周圍布下暗哨,監視進出人員的行動。

老漁陽里2號——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當晚12點左右,代表們不約而同地來到了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也是陳獨秀寓所。

老漁陽里2號離會場不遠,5月22日,記者花了些時間,在上海老城區一條條狹小而又繁忙的馬路間尋找。在淮海中路臨街的水果攤邊,一位六十多歲的胖大媽坐在里弄口乘涼。她不知道老漁陽里2號在哪裡,卻反問:「你們是找陳獨秀的老房子吧?呶,在那邊,門口有塊牌子。」老太太露出了一臉笑容。才十來步路,記者就看到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地———《新青年》編輯部。黑色的大門緊閉,銹跡斑斑的門環貼在門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過的老式牆門。只有左側一塊漢白玉的紀念牌還能說明這里是《新青年》編輯部,陳獨秀寓所。記者用力地敲響門環,門里出現一位睡眼惺忪的婦女,她說:「來參觀的人太多了。」她指著自己居住的房間說:「裡面還有一塊紀念牌呢。」五、六平方米的房間堆著一些家什,在長沙發上,一塊漢白玉的牌子告訴人們,這間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毛澤東也曾在此工作過。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後,在這間屋子聚會,決定轉移會址,幾天後,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誕生了。
歷史像一位老人,從容地安排著一切。法國巡捕的侵擾,雖然沒讓代表們受到直接損失,但代表和會址均受到監視,會議已不能在上海繼續進行。為了安全,必須改變開會的地點。有人提出轉移到杭州繼續開會,但大家覺得杭州過於繁華,容易暴露。後來李達夫人王會悟提議,可轉移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南湖召開。嘉興南湖環境幽靜,遊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代表們採納了她的意見。
茫茫大上海——尋訪代表後人
對中共「一大」的采訪已經進行了兩天,記者在繁華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總算采訪到了全部的舊址,也采訪到了眾多知情人。但有一個念頭一直在我們心中纏繞:「一大」代表是否還有後人在世呢?雖然「一大」距今天已經過去了整整80年,但我們似乎有一種預感,在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後人。事實證明我們的預感是正確的。就在我們打算離開上海的時候,偶遇會址紀念館研究員陳紹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一位是王盡美的兒子王傑,另一位是劉仁靜的女兒劉文瀾。在陳老不遺餘力的幫助下,幾經波折,記者終於得到了他們的住宅電話號碼。兩位老人聽說是要談談自己的父親,欣然應允。
5月22日夜,記者驅車趕往康平路找尋中共「一大」代錶王盡美的兒子王傑。上海的計程車司機一聽是去康平路,肅然起敬:「那裡住的可都是這個。」他豎起了大拇指。80年過去了,上海的夜依舊涼爽而濕潤,然而,租界沒有了,一路行來,沿街的外企辦公樓高聳入雲,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王傑已逾古稀,當年王盡美趕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時,他還在母腹中。老人是隨軍南下幹部,後調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長,今日他還保持著軍人的習慣:穿軍褲,著布鞋,隨和而平易,一口山東口音,聲若洪鍾。談起王盡美,老人頷首而笑:「我父親去世時,我才三歲,知道的不詳盡,大多是聽我奶奶講的。」牆上顯眼位置掛著王盡美的遺像。王傑說,這張照片還是奶奶藏在老家土牆里才保存下來的。王盡美長期離家在濟南進行黨的活動。反動軍隊知道王盡美是共產黨員,經常到他莒縣的祖屋騷擾,有一次還抓走了王傑的奶奶,幸好鄰居湊了些錢,才贖出來。老人還記得王盡美去世時留下的遺言,雖然這份遺書上隻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卻道出一名共產黨員最真摯的期盼「為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奮斗」。
道別時,王傑老人固執地要到家門口,目送我們離開。
5月23日,記者駐留上海的最後那天早晨,我們拜訪了劉仁靜的女兒劉文瀾。這個名字讓人感到如此熟悉。安順路那個小區綠樹環抱,鳥鳴陣陣。劉文瀾搬入新居不久,屋裡清爽、明亮。她長得極像照片上的劉仁靜。劉文瀾和丈夫陳良廷曾合作翻譯過《亂世佳人》、《教父》等書,名字為人熟悉也就不足為怪。說到從事翻譯工作這一點,劉文瀾說:「是受父親的影響」。劉文瀾饒有興趣地講述了劉仁靜生活中的許多趣事。劉仁靜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兒、女婿。他和女婿陳良廷坐在一輛三輪車上,談著談著,劉仁靜冷不丁地問了一句:「你是黨員嗎?」陳良廷說:「不是。」劉仁靜不再做聲。劉文瀾笑著說:「後來,我愛人說,我父親聽說他不是黨員,一臉不高興,他還是相信黨的。」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歲高齡的劉仁靜清晨外出鍛煉時,不幸被公交車所撞而去世。劉文瀾說:「父親的追悼會是在八寶山開的。」告別時,我們看到劉仁靜的外孫女陳造容正在創作一幅以中共「一大」為主題的水彩畫:杏黃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會址背景,一團鮮紅的烈焰襯托著鐮刀、鐵錘,欲噴薄而出。她說:「這是為紀念建黨八十周年創作的。」
南湖畫舫——中國共產黨的搖籃
5月23日時近正午,中共「一大」會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掛在展廳的結尾,面對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緻的畫舫。
嘉興南湖與大運河相連,分東、西兩部分,形如兩鳥交頸,故雅稱鴛鴦湖。比起杭州西湖來,嘉興南湖顯得小巧而精緻。湖面不大,當年虛稱八百畝,如今經航空攝影精確測定為624畝。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鑲著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會場遭到破壞後,王會悟與部分代表提前趕到嘉興,在市內張家弄鴛湖旅館租下兩間房,並托旅館的賬房雇了一條遊船。另一部分代表們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車南下。陳公博則因30日晚開會時的變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東旅館又發生了一起兇殺案,心有餘悸避走杭州,到靈隱寺安心靜養去了。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不便繼續出席會議,沒有同行。
在嘉興城老城區,記者找到那時被稱作張家弄的馬路。如今嘉興已將其拓寬改稱「勤儉路」。據當地的地方誌專家介紹,舊時張家弄是嘉興城最熱鬧的處所,唱戲的、變把戲的、說書的,濟濟一堂。王會悟當年租下的鴛湖旅館,在當地屬「星級」較高的。然而,它的繁華只能在南湖紀念館的展廳中才能看見了:兩層迴廊式結構,頗有氣派。50年代嘉興舊城改造,鴛湖旅館也隨即灰飛煙滅,向老一輩的人打聽,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儉路上的人民劇院。5月25日上午,記者找到人民劇院後門,一群劇院工作人員正在拆洗座套。一位五十來歲的老工人說,鴛湖旅館就是這里,要說它的歷史,那就長了,以前它對面是五芳齋粽子店,熱鬧著呢,後來拆了。
趕往嘉興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許當時就從記者所在的位置上,緩步走向南湖的獅子匯渡口,開創了一段偉大的歷史。南湖湖心島煙雨樓如今成了攬勝之地,東南方那艘精緻畫舫停泊岸邊,南湖革命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介紹:「當時紅船就停靠在這前後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時這里是很僻靜的。」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時左右,代表們先後到達嘉興車站,在南湖附近的鴛湖旅館稍事休息後,借用一葉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畫舫。這一天是陰天,間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條遊船,代表們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較僻靜的水域,用篙插住。泊船東南向斜對著南湖湖心島的煙雨樓。湖上細雨如絲,聽來如軍士銜枚急走。王會悟坐在船頭望風。開會時,還特意將帶來的麻將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船艙里,金碧輝煌,每根柱子都刻著金色盤龍。四壁雕著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飛鳥。橫匾上鐫「湖光彩月」。
甩掉跟蹤的密探,遠離人喧車囂的上海,如此安謐,如此秀麗,淺綠色的湖上飄著翠綠色的菱葉,中共「一大」最後一次會議就在這里召開。午後,小遊船增多,湖上到處是留聲機唱京戲的聲音,酒龍詩虎,呼盧喝雉,一派喧鬧。5點左右,湖上出現了一條小艇,代表們以為是政府巡邏艇,曾暫時停止開會,當得知是私人遊艇後,會議照常進行。那張被密探忽視的「廢紙」,成為代表們字斟句酌的文件。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綱領》第一條為: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黨綱明確地聲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組織原則以及與其他政黨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學說為理論建立的。接著在南湖的這艘遊船上,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並選舉黨的中央機構。
下午6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共「一大」圓滿結束,代表們當夜離開嘉興城。
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那艘在波濤中輕輕搖晃的畫舫,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搖籃

D. 關於陳獨秀的歷史人物小傳600字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城北的一間小平房裡。早年畢業於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1901年留學日本。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1905年創建安徽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的斗爭。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志》 (後改名《新青年》),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學長(相當於系主任)。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俗稱「南陳北李」。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黨。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大革命中,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但是由於缺乏有系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產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布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因為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服從後者的紀律,是共產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線的中心政策(共產國際為何執行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參見網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的詞條)。但不久後共產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黨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線徹底決裂,另立獨立路線的無產階級政黨,因為他們並沒有形成完全有別於共產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更不了解當時國際領導層內部托洛茨基一派與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個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激烈的綱領斗爭。
大革命失敗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強烈沖擊,大批優秀幹部(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在反革命屠殺中喪失,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敗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對這次革命失敗負有第一責任的共產國際領導層(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把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

E. 團的臨時中央局成立於多少年啊

1921年,在上海成立團的臨時中央局,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並選舉正式中央機關之前,代行中央職權.
1920年上海就成立了早期團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開展了籌建機器工會、開辦工人半日學校、紀念"五一"宣傳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它雖具有地方性,但實際起到全國青年團發起組的作用,團的臨時中央局為什麼將"團一大"召開地點從上海改成了廣州呢?
1922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現存於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與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發起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擔任書記,機關設於上海霞飛路漁陽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這是一幢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屋。
1921年3月,全國已經有團員千餘人,於是在滬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俞秀松擔任書記,機關仍設於霞飛路漁陽里6號。3月27日,唐山團組織的一封來信中,上款便寫著"上海青年團總部代理中央機構諸君"。此時,青年共產國際(也稱少年共產國際)東方書記部致函上海青年團,邀請派代表參加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信中贊揚"上海的青年團是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
1920年4月1日,俞秀松在家書中說:"上海的朋友們推舉我為留俄學生代表之一,而且推舉我為中國赴俄京第二次國際少年共產黨(大會)的代表。"俞秀松出席大會時,在報告中對我國青年運動形成與發展、上海建團等論述甚詳,並指出:"第一個青年團建於上海,其原則是准備社會革命。"5月,由於俞秀松和一批骨幹相繼赴蘇俄學習等原因,團組織的活動無形停頓。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對此非常重視,張太雷在恢復團組織的同時,主持制訂了臨時章程,其中規定:"正式中央機關未組成時,以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
1922年初,施存統從海外回國,在滬負責團的臨時中央局和上海地方團組織日常工作,不久又主辦《先驅》(這份半月刊原由北京團組織出版,因遭北洋政府查禁移至上海)。此時,團的臨時中央局機關搬到上海大沽路356-357號,系兩幢石庫門房屋,裡面存放著團刊、上海團員調查表等,牆上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畫像;開團員大會時,連天井都站滿人。隨著各地團組織的紛紛建立,全國的團員迅速增至數千人,團的臨時中央局認為有了新的發展契機,所以積極進行籌備,並通知各地團組織:將於4月在上海召開"團一大"。
3月6日,中共廣東支部書記譚平山寫信給施存統提出建議:"大會地點,如能改在廣州更好,因為比較自由。"中共中央和團的臨時中央局鑒於香港海員大罷工取得勝利,廣州已經成為全國工人運動興盛的地區,遂採納了這個意見。
"團一大"在廣州召開
5月5日至1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1月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標志著共青團正式成立;施存統當選團中央書記,張太雷、俞秀松等當選執行委員。上海出版的《新青年》雜志第九卷第六號在通訊中談到:"這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是由上海臨時中央局召集的。"

F. 韋素園的傳略

韋素園(1902~1932),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六月十八日生於安徽省六安市葉集實驗區北大街一個小商家庭,其父韋美堂。韋素園兄弟共計5 人,他排行老三,大哥韋崇華(鳳章)、二哥韋崇義(少堂)、韋素園原名韋崇文(乳名文魁)、四弟韋崇武(叢蕪)、五弟韋崇斌,還有一個妹妹韋崇賢。韋素園自幼聰明,8 歲入私塾,11 歲與四弟韋叢蕪進霍邱縣立小學讀書,民國三年(1914年)秋,葉集成立了明強小學,韋素園轉入該校高年級第一班,同班同學中有後來考入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的張目寒(1900~1980),還有後來成為作家和著名學者的台靜農(1903~1992),著名翻譯家、教授李霽野(1904~1997)和著名翻譯家、韋素園的弟弟韋叢蕪(1905~1978)。除張目寒外,他們後來都成為魯迅發起和領導的文學社團——未名社的中堅。在同學中,他不像「一般孩子似的愛嬉笑,總是沉默的時候居多,穿著黑色的背心,身體微微的彎曲,在別人談笑時,他總愛咬著指甲,靜坐在一角向上凝視。然而在他沉著開口說話時,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聽他用緩慢但卻洪亮的聲音,發出考慮過的意見。這常常是熱烈爭論的終結。」(李霽野《憶素園》)韋素園從小思想敏捷,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他在同學中威信很高。當時辛亥革命雖已發生幾年,但鎮上的大人、小孩還大多拖著辮子,在韋素園的倡議下同學們首先剪辮子,引起不少大人的驚奇。明強小學的校址在集鎮的舊火神廟,廟宇的一部分變成了教室,但原有的泥塑火神像、文昌老君像,每年還有鄉人去進香火,韋素園積極參加推倒泥塑活動,引起了一部分迷信鄉民搗毀學校的大風波,後來終於推倒了泥像,明強小學在火神廟紮下了根。這曾引起過部分守舊派反對學堂的風波,可見強烈的反封建意識在他幼年就已形成。
韋素園從小虛心好學,多才多藝,寫得一手妙文,還會做詩、畫畫,1915年,在明強小學畢業的最後一個學期,13歲的韋素園看到校園雞冠花盛開,他感興吟詩一首雲:
文冠屹立不求栽 ,壁上挺立獨自開。
拋去世間塵俗氣 ,今朝還與菊爭魁。
還有一次,他畫了幅蘭花,蘭葉下垂到蘭根之下,自題題畫詩雲 : 身居高位要臨下,英雄不論出身低。
從這些詩畫中,不但可以看出韋素園從小的文學藝術才能,也可看出少年韋素園所追的高尚人生品格。
民國四年(1915)秋,韋素園小學畢業後考入阜陽第三師范學校讀書,生活雖然艱苦,但他仍刻苦學習,且胸懷報國之志。一年假日,他與幾位同學游離葉集五里的勝塔寺,見寺中清游觀里塑有趙匡胤手持蟠龍棍的塑像,遂吟詩道:「願借蟠龍棍,摧毀眾妖魔,拯救我民眾,建立新中國。」他在「大丈夫應馬革裹屍而還」的思想激勵下,17 歲便投筆從戎,毅然離開阜陽三師到當時風雲際會的北京,參加了段祺瑞的參戰軍。但不久便識破了段擁兵自恃,禍國殃民的騙局,決然離去,依其大哥到長沙政法學校讀書。這時,「五四」運動席捲全國,韋素園積極投身其中,並參於了驅逐反動軍閥張敬堯的斗爭。民國9 年夏,隨兄長到安慶轉入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進校不久,安徽教育界要求撥給教育經費的「六二」學運興起,軍閥馬聯甲竟開槍打死學生,使得群情激憤,學運波及全省。韋素園被同學推舉到省學生聯合會擔任領導工作。他不分晝夜編寫、刻印、散發傳單,積極宣傳鼓動群眾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直到斗爭勝利。同時,他閱讀了一些馬列主義書籍,並經常把《共產黨宣言》、《新青年》、《少年中國》等進步書刊寄給家鄉親友,引導一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民國十年(1921),韋素園從安慶去上海,入上海漁陽里六號外國語學院補習俄語,並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夏,與劉少奇、蕭勁光、任弼時、曹靖華、蔣光慈等人歷經艱險,行程3 月有餘才到達莫斯科,正趕上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第三次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召開。他們作為列席代表出席了會議。會後,韋素園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在莫斯科期間,盡管飢寒交迫,他還節約下零錢購買字典、詞典和蘇俄文學書籍。次年因病回國時冒險將這些書籍帶回。
回國後,他在北京俄文專修學校學習,幫助李霽野譯校《往星中》,自己選譯了梭羅古勃的《蛇睛集》。他和學友當時生活困難,常被迫賣文和典當衣物以解斷炊之虞,韋素園就是這「堆」苦而有志青年的核心。
民國十四年(1925)春,經李霽野介紹韋素園去拜訪魯迅,經魯迅推薦,他曾在北京擔任《民報》副刊編輯。同年夏,在魯迅的倡導下與李霽野、台靜農、韋叢蕪、曹靖華組成「未名社」,韋素園的小屋便成了社址「破寨」。次年創辦《莽原》半月刊,韋素園任責任編輯。他不但看稿、編稿,自己還譯完果戈里的《外套》,經常筆耕至深夜。
韋素園為人愛憎分明。他在從事文學活動的同時,還為中國革命傾注滿腔熱血。他曾介紹霍邱籍的中共黨員趙赤坪拜訪過魯迅;曾以未名社工作人員為掩護安置過王青士、王冶秋、李何林等一批霍邱革命者;為了表示對北京女師大反動校長林素園的憎恨,曾改名為「漱園」;還毫不妥協的與反動文人進行斗爭。正如魯迅說的那樣:「他只是一個文人,又生著病,卻這么拚命對付著內憂外患,又怎麼能持久呢。」韋素園終因肺結核惡化大量咯血,一病不起,於民國16 年春住進北京西山福壽嶺療養院。
在患病治療期間,他一面卧床就診堅持翻譯和寫作,一面關心未名社工作,支持友人們的戰斗。
民國二十一年(1932)8 月1 日晨,正當而立之年的韋素園逝世於北平同仁醫院,葬於北平西山碧雲寺下的萬山公墓。魯迅得到韋素園辭世的消息深為悲痛,稱「這是中國的一個損失」。他在給台靜農的信中說:「素園逝去,實足哀傷,有志者入泉,無為者住世,豈佳事乎。」魯迅不但手書了:「嗚呼,宏才遠志,厄於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的碑文,而且著文《憶韋素園君》,對韋素園做了高度評價。

G. 韋素園是個怎樣的人,概括和出處

韋素園(1902-1932)又名漱園,安徽霍邱縣人,未名社成員。韋素園一生勤於文學翻譯,譯著有俄國果戈理小說《外套》、俄國短篇小說集《最後的光芒》、北歐詩歌小品集《黃花集》、俄國梭羅古勃的《邂逅》等。同時還創作了大量散文、小品、詩歌等文學作品。逝世後,魯迅先生手書"嗚呼,宏才遠志,厄於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碑文,並撰寫了《憶韋素園君》一文。

魯迅懷人散文特點及鑒賞
憶韋素園君》

《憶韋素園君》是魯迅的一篇回憶性散文。作者通過記敘與韋素園相識、交往的若干情景,展現了韋素園認真而激烈的個性以及對朋友的關懷與友愛,並肯定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的努力與功績,從而贊美韋素園寧願作為無名的基石,無名的泥土,「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 」的實干精神。同時,通過對韋素園人格的認同和贊美,魯迅也嘲諷、批評了社會上其他一些做事輕浮、虛張聲勢的人。韋素園成了這類人的映照,從而表達了魯迅對他們的不滿和批評。《憶韋素園君》在人物刻畫方面顯示出了高超的藝術技巧,作者寥寥數筆即將韋素園的基本性格特點色勒出來。首先,文章中有關韋素園的文字,基本上都與未名社的活動相聯系,作者在肯定未名社的立場上肯定韋素園對於未名社所起的作用,自始至終將韋素園放在未名社的工作中加以考察,也就是在整個新文學運動背景中來評價韋素園這一文學青年,而決非以個人的好惡論功過,也決不就人論人、孤立地褒揚一個人,這就使這一人物回憶篇章有了更深廣的內涵。其次,以具體事例,形象地、實事求是地描述人物是這篇散文的又一特點。魯迅特別用了韋素園改名「漱園」、處理未名社內沖突等「小例子」,來揭示這一人物的性格品質,而毫無誇飾、抽象的議論。並且在這些事物的記敘中,魯迅又有意用了對比手法,文章中既可見韋素園與未名社中有的人在光景艱難時卻起來搗亂的行為對比,又有韋素園對於自己患病與對待朋友咯血的不同態度的對比,在比較中,這一人物的性格便愈加鮮明動人。第三,作者採用片斷式章法,看似「零落」地「記憶」已故之人,其實卻邏輯地展示了自己與韋素園相識到永別的過程:從初寫韋素園的外貌、給人的表面印象到深入這一人物的內心;從回憶韋素園對未名社的努力支持,到確認未名社最終取得的成果與影響,由表及裡,由淺入深地刻畫韋素園的性格,肯定他的功績,使文章結構凝煉,層次清晰。最後,作者還在敘述中糅入議論與抒情,配之以凝重、誠摯的筆調,突出地顯示了魯迅對韋素園的愛戴與懷念。

H. 中共一大召開地點是哪裡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後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和浙江嘉興南湖召開。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鑒於當時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並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由此產生。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們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參加會議的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惠僧(他是在廣州與陳獨秀商談工作期間,受陳個人委派參加會議的)。

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派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出席了會議。

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把它與中國正在發展的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他們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講解革命道理,組織工人進行斗爭。在這個基礎上,各地先後成立了一些黨的早期組織,這些地方分別是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

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國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也成立了這樣的組織。這些組織當時叫法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則稱共產黨小組或支部,由於它們性質相同,因此,後來統稱它們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後,積極開展工作,推動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開。因突遭法國巡捕搜查,會議被迫休會。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等,由李達夫人王會悟做向導,從上海乘火車轉移到嘉興,再從獅子匯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島,最後轉登王會悟預訂的遊船,並在遊船中庄嚴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庄嚴誕生。

(8)漁陽里宣傳擴展閱讀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共開了7次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會議(馬林後來又出席了第六次會議)。他們代表共產國際對會議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馬林還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情況。接著擬定了會議日程。

在24日的會議上,各地代表匯報了工作,並交流了經驗。25日至26日,大會休會,由黨綱起草委員會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後工作計劃。27日至29日,大會繼續進行,連續3天詳細討論了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各地代表在黨的性質、綱領和組織原則等主要問題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30日晚,舉行第六次會議時,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闖進了會場,當詢問他時,他答稱走錯了地方。其實這個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個暗探。

他的行動引起了與會人員的警覺。會議立即中斷,代表們迅速分頭離開。十幾分鍾後,法國巡捕趕來,包圍並搜查了會場,但一無所獲。當晚,代表們商量改換會議地點,在李達夫人(她是浙江嘉興人)的提議下,決定到嘉興南湖去開完最後一次會議。7月31日,代表們來到南湖,在一艘遊船上舉行了第七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選舉了黨的領導機構。至此,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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