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宣傳水平_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的宣傳交鋒有多激烈

① 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的宣傳交鋒有多激烈

重視宣傳與鼓動是蘇聯意識形態工作的特點之一。蘇美冷戰開始後，蘇聯進行了宣傳機制調整與改革。此後在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的領導下，整個蘇聯持續進行了一場系統、連續性的反美宣傳，藉此在蘇聯民眾中塑造「美國是蘇聯人民的敵人」的形象。

② 為什麼蘇聯沒能夠和平演變美國

和平演變是不同主義國家間所採取的一種"超越遏制戰略"，以促使對方國家制度發生變化。 "和平演變"就是一種非暴力的衍生變化過程。
蘇聯沒有能夠和平演變美國原因：
1、和平演變都是國力來支持其戰略的，當時的蘇聯雖然強大，但是整體國力還是不如美國，無法與之一等一的抗衡。
2、美國和西方把握著世界輿論的話語權力，通過不斷的分化、瓦解，激發蘇聯國內的分裂和階層對立，引發社會動盪，而蘇聯顯然無法應對。
3、蘇聯自身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蘇聯自己否認歷史，醜化國家和英雄，從上到下的腐朽，搞特權，沒有注重民生，蘇聯高層強行推動的所謂「新思維」改革，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瓦解了蘇共的團結，這些措施剛好契合了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

4、蘇聯民族成分過多，本身就有巨大的民族矛盾隱患，美國利用民族即國家的宣傳手段，大肆宣傳蘇聯的霸道和大國沙文主義形象，加劇了蘇聯內部的民族矛盾，無力顧及和平演變的危害。
5、美國和沙特等石油國家，採用一些列加大石油出口，降低石油價格的措施，使得蘇聯的經濟一落千丈，盧布貶值，人民生活水平驟降，引發了對當時蘇聯政府和蘇共的不滿，加之東歐政變頻繁，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不斷解體，觸動了蘇聯解體的開關。
6、蘇聯內部大量的第五縱隊，全力出動，內部動盪更加激烈，抵制動盪和和平演變的官員大都數靠邊站，蘇聯在人民沉默中解體。

③ 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蘇聯解體的原因比較復雜，具體如下：
1991年以來，國內外政治界、學術界許多人士對蘇東劇變的原因、影響和後果進行了多視角的探視和研究，已經出版的著述和發表的論文數量浩繁，觀點各異。大體上有以下幾種主要觀點：思想理論上，教條主義禁錮、思想僵化，唯書抄上，照抄照搬脫離本國國情；政治領域中，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忽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官僚主義盛行、嚴重脫離群眾；在經濟發展上，計劃經濟體制一統天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片面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收入分配長期搞平均主義，人民生活改善十分緩慢；在對外關繫上，搞大國主義、霸權主義，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內政，全面擴軍備戰，與美國爭霸，消耗和削弱自身實力，等等。

體制僵化
史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和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為應對國內外緊張局勢，能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適應備戰和應戰的需要，取得工業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顯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時間里使蘇聯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然而這種體制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的發展規律，壓抑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加上它在政治上無情地消滅各種反對派和壓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嚴密控制，使整個社會處於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時代主題逐漸向著和平與發展轉移，這種體制使經濟發展緩慢，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更加嚴重，制度性的弊端進一步凸現。顯然，這種體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國建成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歷史性任務，反而使俄國在同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如果說十月革命後出現了「一球兩制」的新格局的話，那麼，半個多世紀的比較和競賽，沒有顯示蘇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種體制未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來越多的民眾的支持和擁護。
蘇聯的體制，基本特徵是高度集權、中央集權。在經濟上，主要有以下特徵：
1、單一的公有制。主要是由沒收大銀行和大資本家的企業的全民所有制和農業集體化的集體農庄形式的集體所有制。
2、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1925年蘇共十四大把實現工業化作為全黨的中心工作，作為當前時期的總路線。以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換取工業化，農業、輕工業嚴重落後，滿足不了人民的需求。
3、否認和限制商品貨幣關系的指令性計劃經濟。不允許商品貨幣的流通，全靠中央各部門下發的生產指標進行生產，沒有市場。嚴重浪費和效率低下。
在政治上，有以下特徵：
1、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在黨和國家的關繫上，長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中央的執行機構，黨中央的權力又高度集中於蘇共總書記一人，斯大林長期獨攬黨政軍大權。
2、一黨專政，蘇共是唯一的執政黨。原因有三：
第一蘇共領導了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權。
第二，十月革命後，在蘇維埃政府中也曾有與左派革命政黨聯合執政，後者推出並武裝反蘇。第三，後來階級斗爭尖銳，黨逐漸對政府實行高度集中領導。
3、黨內民主嚴重破壞。蘇共年會制被破壞，長達13年之久沒有召開。蘇共中央政治局成為凌駕於全黨之上的最高權力機關。斯大林1922-1941年是黨的總書記。1941年5月後斯大林集黨的總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於一身，獨攬黨政軍大權。1928發生的沙赫特案件，斯大林對蘇共黨內的反對派以托洛茨基為首進行了大清洗。蘇聯的一大批政治局委員、元帥、將軍、省委書記、科學家、作家、音樂家等被克格勃暗殺，流放，迫害。個人崇拜極其嚴重，全黨只聽斯大林一人，全國各地把斯大林神化。大清洗的後果極其嚴重，希特勒發動蘇德戰爭初期，蘇聯的大量部隊由於將軍、軍師長被清洗，沒有戰鬥力。
在文化上，施行高度集中管理體制。各種文化單位有國家包辦下來。文化上學術上的是非，往往有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人說了算。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由斯大林親自審定，才能出版。
補充：在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里，俄羅斯有3/4的時間是在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標志下生活的。看不到這一點，甚至否定這一時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錯誤的。然而，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社會和人民在這一社會試驗中付出了巨大代價，那就更是大錯特錯了。主要的錯誤是：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建設，導致蘇聯經濟遠地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麼痛苦，但是蘇聯將近七十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
摘自《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作者是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首次刊登在1999年12月30日的俄羅斯《獨立報》上。

領導失職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動盪的世界和困難重重的國內環境。有人比喻此時的蘇聯猶如一艘滿載軍火的航船，船體銹蝕，方向不明，運轉緩慢，在茫茫大海中瀕臨下沉。這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受命之時，必須實行改革，以挽救這艘航船危亡的命運。可是，這名「船長」很不稱職，缺乏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膽略和能力，面對種種困難和壓力，他倉促應對，在領導改革中出現種種失誤和錯誤的導向，致使整個國家迷失方向，危機驟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關頭，戈爾巴喬夫又只顧自己的得失，在復雜的政治較量中節節敗退，主動放棄陣地，提出改革要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主義大廈」，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就是要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進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義已經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變更現存制度。
直至八一九事件發生，蘇聯共產黨處境到了危難關頭，「戈爾巴喬夫自動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使蘇共迅速走向衰敗。蘇共衰敗，是蘇聯劇變的前兆；蘇聯解體，是蘇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結果。
然而，有一種觀點值得商榷，國內外有些學者把蘇聯解體的原因過多地甚至全部歸咎於戈爾巴喬夫一個人。例如，博爾金認為，「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國內也有學者提出一個所謂「叛徒論」，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
對內政策上，蘇聯經濟學家格里高利·亞夫林斯基為戈爾巴喬夫制定了所謂500天計劃，在尚未有完整的市場經濟理論支持下，想利用短短500天將蘇聯原來的計劃經濟徹底轉變為市場經濟，結果是國內在價格固定的情況下生產者不願意虧本出售商品，導致生產力下降，商品供應不足，最終政策被迫終止，但此時黑市充斥著美元，盧布已經貶值到接近崩潰的邊緣，1990年的勞動節，蘇聯領導人在人民的謾罵聲中走下紅場主席台。
對外政策上，戈爾巴喬夫太過於求助西方社會，不斷讓步，放棄東德，以期待獲得西方的經濟援助，結果以英國首相梅傑為代表的西方陣營作壁上觀，致使蘇聯失去了被拯救的機會。美國向蘇聯承諾德國統一後加入北約，美國將停止北約東進的步伐，結果輕易相信了美國的戈爾巴喬夫眼看著繼德國之後，波蘭、捷克、匈牙利也紛紛蠢蠢欲動計劃加入北約。
第28屆共產黨大會上，保守派受到少數派沉重打擊，葉利欽宣布推出共產黨。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也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他向由於廢除一黨治而已經成為敵人的蘇聯共產黨妥協，任命了亞佐夫等大批保守強硬派為政府高官（包括副總統、國防部長、克格勃主席、總理、內務部長），導致自己的親信盟友，已經通過KGB嗅到政變危險的謝瓦爾德納澤外交部長憤怒離開政壇，並在辭職時痛斥戈爾巴喬夫和整個蘇聯政府。
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顛覆的一種戰略，即以武力為後盾對社會主義國家遏制的同時，強化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或明或暗地支持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和民族分立主義勢力，加速美國式全球民主化進程。應該說，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的劇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只有當蘇聯國內出現政治、社會危機和動盪的時候，外因才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開展了意識形態上的宣傳大戰，把蘇聯稱為「邪惡的帝國」，號召對蘇聯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十字軍討伐」。1983年，美國國會撥巨款，以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共政黨和組織，資助「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台」的活動，加強宣傳攻勢。長期的爭霸，給蘇聯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拉大了蘇聯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自戈爾巴喬夫改革以來，東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蘇聯人民得到一個了解西方、與西方國家生活水平作比較的機會，由於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存在短缺經濟，也使國內民眾看到自己國家與西方世界的差距。
民族問題
蘇聯是在沙俄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以民族為特徵的邦聯制國家。因而，蘇聯民族問題由來已久。從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稱沙皇建立沙皇俄國開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長達370多年中，沙俄先後擴張佔領了外高加索、中亞、西伯利亞和遠東（含侵佔中國的150萬平方公里）等地，使其版圖擴張了8倍，征服的民族達120多個。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舊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共同體及其民族問題卻歷史地遺留給了蘇聯。蘇聯黨和國家為解決民族問題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績，但由於歷史上傳襲下來的民族問題的嚴重性和民族關系的復雜性，加在處理民族問題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使民族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蘇聯存在的69年中，其民族問題可謂頭緒紛繁、盤根錯結。

軍備競賽
美蘇兩國間的軍備競賽使國家財力過多地投入國防軍事預算，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窮兵黷武，發動侵略阿富汗戰爭，使國防軍事開支猛增，國內各類矛盾積聚。
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蘇聯擴軍備戰，開展兩國間的軍備競賽，使國家財力過多地投入國防軍事預算，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蘇聯在數十年的時間里，與西方對抗花費了7000億美元，與中國對抗花費了2000億美元，其它軍費開支約100億美元，這嚴重消耗和削弱了蘇聯國力，成為蘇聯解體原因之一。

④ 蘇聯百姓當年有多窮

曾經的社會主義老大哥，我學習他的發展模式甚至是教育模式，至今對我國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蘇聯也是社會主義的旗幟，他的失敗對於我國的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借鑒意義，到底路該怎麼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國的改革應該吸取蘇聯的發展教訓，少走彎路。今天帶大家看看蘇聯的經濟發展。為什麼這么龐大的外表下，百姓生活如此貧窮？

葉利欽訪美受到巨大震撼，很多蘇聯支持者難以理解。他們舉一些經濟數據反駁，蘇聯經濟雖不如美國，好歹有點家底。他們不能想像，外表光鮮的蘇聯，內里卻窮困潦倒。
蘇聯沒有第三產業的概念，經濟統計通常不說 GDP ，只有工農業產值，外界估算GDP通常以工農業產值作參考。鼎盛的勃烈日涅夫時期，蘇聯工業總量相當於美國一半，發電和鋼產量幾乎持平。無論領導人講話還是公開出版物，蘇聯都號稱世界上規模第二大的經濟體，工業產量佔世界工業產量五分之一。維基網路「蘇聯經濟」詞條估計，蘇聯1990年的GDP為2.659萬億美元、人均GDP 9130美元，相當於美國40%左右。
1980年代日本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蘇聯的宣傳當然有吹牛成分，不過和美國的差距並沒有達到驚人的程度。無論GDP還是人均GDP，和今天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差不太多。現在中國人到美國並沒驚訝之色，葉利欽訪問休斯頓的一家小超市，竟受到極大沖擊，他好歹也是一個超級大國的首都市委書記，眼界這樣淺？
只能說，蘇聯和美國的真實生活水平差距，遠比統計數字的差距大得多。
1987年，美國記者、作家米奇·德克特發了一篇來自莫斯科的報道：「為了買東西，人們排著長長的隊伍耐心地等待了好幾個小時，在一個街角，人們正等待著一個紙板箱中購買番茄，一人一個，而在我們所住旅館旁邊的商店外面，隊伍已經排了3天了。我們了解到原來就在我們到達的同一天，那個商店接到了一批新的男士汗衫。」
很多人會說美國人的視角不客觀，不妨看看社會主義夥伴的記載。劉治琳是中國的外交信使，曾走訪多國，他的外交筆記《百國旅行記》記載了蘇聯社會的一些風貌。下面幾段文字摘自劉治琳的記錄。
「1988年10月，莫斯科市場供應全面緊張，物資極度匱乏…多數中小型商店裡的貨架子空空如也。購買任何東西都要排隊：排隊看貨，排隊交款，排隊取貨。在大街上買「馬老鼠」(俄語冰激凌)也排隊，買比芝麻粒稍大一點的葵花子也排隊，買酒排隊，退空酒瓶也排隊。有人說，排隊已經成為蘇聯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排隊都已經進入蘇聯人的基因里。」
「副食和蔬菜水果供應更加緊張。副食商店裡的貨架子基本上也是空空的。賣水果或蔬菜的車輛在路邊一停，購買者蜂擁而至，排成幾十米甚至上百米長的大隊，只好限量出售。莫斯科人長期缺乏新鮮蔬菜和水果，幾乎個個面色蒼白。」

排隊購物在蘇聯隨處可見
你可能會說，排大隊搶購貨物的事情只發生在經濟困難時期。事實上，在整個蘇聯和平時期，這些都是普遍的景像。匱乏、短缺、搶購，基本已成為蘇聯文化的一部分。下面我選幾擇蘇聯時期的政治笑話，博各位一笑。
美術館里有一幅描寫亞當和夏娃的畫。一個英國人看了，說：「他們一定是英國人，男士有好吃的東西就和女士分享。」一個法國人看了，說：「他們一定是法國人，情侶裸體散步。」一個蘇聯人看了，說：「他們一定是蘇聯人，他們沒有衣服，吃得很少，卻還以為自己在天堂！」
伊萬下班回家，看見老婆和一個陌生人躺在床上。伊萬吼道：「真耽誤事，街角的商店在賣雞蛋，還不趕緊排隊去!」
全世界計劃經濟國家都有深厚的排隊文化。1980年代中國實行市場化改革，雖然還很貧窮，但是大體解決了食品匱乏，生活水平開始超越社會主義老大哥。劉治琳記錄，蘇聯人的主食有麵包、黃油、乳酪和土豆。這些高脂肪高澱粉的食物使許多蘇聯老大嫂胖得像水桶。北京人冬天經常能吃上新鮮扁豆、菠菜、芹菜、小黃瓜、西紅柿和小油菜，這對莫斯科人而言簡直是奢侈品。
蘇聯解體之後，蘇聯人的貧窮驚訝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不僅遠遠落後於美日發達國家，甚至比不上當時中國。中俄邊境的倒爺見證了這一點。所謂倒爺，就是投機倒把，買東販西的民間私販，那時代特指做俄羅斯走私生意。從1980年代起，倒爺現象就已出現，一些公派赴蘇留學的人們，肩背手提，帶一些輕紡產品和小電器，利用人脈網路倒賣。中國商品日漸豐富，蘇聯匱乏越發顯著，北京發往莫斯科的列車上出現了職業倒爺。從西伯利亞到莫斯科，鐵路沿線站點到處是中國人的身影。中國人甚至在當地有代理人，接貨，銷售、換匯一系列流程，自有分工。
俄羅斯商品奇缺，很多人有錢卻無貨可買，舶來品大有市場，邊境走私十分興盛。那時海關對中國人過關攜帶行李有數量限制，中國人就手推肩扛，大包小卷，螞蟻搬家似跨境，海關視若無睹。對岸有俄羅斯人等船接送，人多時往往上千，場面蔚為壯觀。做倒爺發財成了很多北京人和東北人的美好回憶。
1990年1月31日，麥當勞首次亮相莫斯科，當天就接待3萬人。人們排著長長隊伍，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只為體驗一下資本主義的餐廳。麥當勞門口的廣告牌整晚放出璀璨的光芒，不遠處克里姆林宮尖塔上的紅星為之黯然失色。在麥當勞開業的前兩年，這家店外面每天都要排長長的隊伍，這使它成了莫斯科一景。很多人到莫斯科不為看克里姆林宮，只是為了見識一下麥當勞。

麥當勞外的排隊人流

麥當勞店內就餐的少女
一位母親帶著孩子排了8個小時的隊伍，仍然快活得不亦樂乎。她說：「我們在烈日下等了8個小時，這對我來說不是問題。為了獲得每月配給的糖和茶葉，我們經常要站上幾天。」這位母親進入餐廳，花出整月積蓄將餐廳的漢堡都點了一遍。當時蘇聯政府對麥當勞百般詆毀，稱它為「資本主義的垃圾食品」。民眾完全不理這一套，他們爭先恐後地涌到麥當勞，只是為了「嘗一嘗自由的味道」。
這就是一度和美國國力相匹的大國國民畫像。為什麼經濟數據看起來不算差勁，生活水平卻是如此不堪呢？這個問題我們留給朋友們討論，虎大人也會在後期的文章中進行分析。

⑤ 為什麼說蘇聯是邪惡帝國

冷戰美國的宣傳而已。蘇軍曾武裝撲滅「布拉格之春」，全世界譴責；入侵阿富汗，又全世界譴責。蘇聯領導人的外交水平實在有限，凈幹些出力不討好的事。
不過蘇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錯的，免費醫療，免費住房，人人有麵包，只不過沒有選舉權罷了。如果蘇聯是邪惡帝國，那我們中國呢？

⑥ 評述蘇聯新聞傳播模式的優缺點

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識界稱為「社會轉型期」、「民主制時期」或「後社會主義時期」。由此稱謂可知，這不是一個單向度發展的自然的過程，而是充滿著矛盾與坎坷的「艱難時世」。在這個「艱難時世」中，俄羅斯新聞業經歷了一場裂變，死而復生，卻又命運多舛：自由了，無權威、無約束了，卻也分散了，疏離了，各行其事了……。通過對這一時期俄新聞業種種表象的分析，我們或可探知俄羅斯政治變革乃至整個俄羅斯社會運行的軌跡。

轉型十年間，俄羅斯新聞業發生了以下諸方面的變化：

從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體前的蘇聯對新聞業實行的是垂直管理。在這種垂直管理模式下，報刊一般被分為若乾等級——中央的；加盟共和國的；邊疆區、州、自治共和國的；一般城市和地區的；工礦、學校、農庄等企事業單位的。各級報刊均處於蘇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並接受各級黨委（或黨領導的企事業組織）的管理和監督。全蘇新聞社——塔斯社為這些報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報紙通過傳真傳遞到全國各個城市。

蘇聯解體後，這種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區域性的、橫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這種模式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由於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的行政管理體系逐漸弱化，加上郵政系統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國性報紙在地方上已經很少能夠見到了。而此時地方報紙在地方政權的管理和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數量急劇增加（據說地方報紙遠遠多於聯邦區、市的數目）。對地方報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對報刊的影響「十分積極」，報刊只要與政府有關系，要錢不成問題，甚至可以通過政府預算獲得財政支持。地方報紙又細分為「州報」和「市報」（有如城市報紙和農村報紙）。這兩類報紙還時常展開競爭，有時甚至相互敵視。不過總的來說，無論州報還是市報，地方報紙總是比中央報紙更受歡迎。道理很簡單，地方報紙與當地讀者更為接近，因而能夠更好地滿足他們的信息（與廣告）需求。

電子傳媒的情況也大抵如此。蘇聯時期，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廣播網路，有線廣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裝在居民家中，接通後可以收聽三套廣播節目（兩個全國頻道和《燈塔》）。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達每家每戶。1990年7月戈爾巴喬夫「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頒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對廣播媒體的壟斷，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黨、政治團體和組織開始在體制外獨立創辦廣播電台。1990年8月蘇聯第一部新聞法正式生效後，各類地方性非國有電台以及商業電台數量激增。目前，俄地區性的廣播市場還在不斷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類廣播電台62座，聖-彼得堡31座，羅斯托夫29座，斯維爾德洛夫斯克29座①。顯而易見的是，經濟狀況越好的地區，廣播電台的數量就越多，非國有電台的數量也越多。

國家在電視領域里的壟斷地位幾乎是同時被打破的。聯盟解體後，地方上很快就出現了非國有的電視公司和電視節目製作基地。到目前為止，除了少數幾個經濟落後的地區外，絕大多數聯邦主體都擁有了非國營的地方電視台。它們與中央電視台是合作與交流的關系，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地方與中央最常見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證自己節目（和廣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適當安排時間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節目（首都非國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說，在今天俄羅斯電視領域，「前鋒」與「邊鋒」的區別已經不太明顯了，「邊鋒」有時「前鋒」的地位更加突出。

總之，經過十年的發展，俄羅斯新聞媒體已由單一的國家成分變為國家的、地方政府的、編輯部集體的、私人的多種成分並存，在媒體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樣化的網狀結構。然而由於各聯邦主體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不同，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佔有的不同以及傳播技術水平方面的差異，其媒體市場往往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莫斯科的媒體市場不同於聖-彼得堡的；這兩個地方的媒體市場又不同於烏拉爾、西伯利亞、塔塔林的。媒體市場的多樣性固然可喜，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由於地方媒體與中央政府漸趨疏離，後者又缺乏主導性或引導性的新聞媒體，因而在一些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上，很難形成一致的輿論。即便在是在國家以法律形式做出決策的情況下，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性、攻擊性的言論仍不絕於耳（如《土地法》頒布後的一片責罵聲）。這給中央決策的貫徹實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羅斯之所以出現立法多且快，總統令滿天飛卻執行不力的現象，與輿論的分散化不無關系。輿論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後果，還導致了人心的渙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傾向，使得民族、地區間的各種問題益發突出。俄羅斯一位哲學學者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們現在擔心的不再是烏克蘭、喬治亞從獨聯體中分離出去，而是聖-彼得堡、加里寧格勒從俄羅斯分離出去。此言雖然有些誇張，但道出了一個隱憂，即俄羅斯本身存在著分離化的傾向。正因為如此，俄現任總統普京上台後著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輿論，重新樹立中央政府的權威。然而轉型期已持續十年，恐怕是積重難返。

第二、從事業單位到商業機構

蘇聯解體前，蘇共中央不但為其所屬報紙（實際上是所有報紙）制定宣傳方針、確定組織機構及人事安排、通過行政手段保證其信息來源，而且通過國家預算直接給予財政補貼。可以說，那時的新聞媒體在經濟上全無後顧之憂，只需作為黨的宣傳工具發揮作用即可。

聯盟解體後，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實行自由價格政策以後，新聞媒體幾乎全部被拋入市場經濟的汪洋之中。國家起初試圖為媒體提供部分補貼（後補貼取消），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媒體四處求援，尋找經濟靠山，成為自謀生路、自負盈虧的實體。由此開始了媒體的商業化的過程。

在商業化的過程中，媒體開始分化，形成了三種所有制形式。

一種是國家所有。國家（俄聯邦政府和議會）直接控制的媒體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羅斯新聞社、俄羅斯公共電視台（OPT）、俄羅斯廣播電視台（PTP）、《俄羅斯新聞》、《俄羅斯報》等。對這類媒體，俄政府通過聯邦預算給予撥款，或在其中佔有股份。這類媒體雖然仍具有相當的政治色彩，但其職能僅限於傳達政府政令、發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聞信息，已不再作為新聞宣傳工具發揮職能。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家直接控制的媒體是特殊的一類，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討。

二是寡頭、政黨所有。寡頭是俄社會轉型的產物。在私有化的過程中，俄國內形成了數額巨大的私有資本。為了創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輿論環境，這些私有資本的持有者通過投資、融資等形式在短期內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體。由於有雄厚的集資金作後盾，這些媒體的規模急劇擴大，成為如俄羅斯人所說的「媒體帝國」。而這個「媒體帝國」的國王就是以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為代表的媒體寡頭。別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體有《獨立報》、《新消息報》、《生意人報》、《新報》以及電視6頻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體有《今日報》、《綜述》月刊和獨立電視台（HTB）。據俄羅斯業內人士介紹，普京上台之前，就影響而言，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著俄70%的媒體市場。這些被「收編」的媒體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寡頭們的喉舌。1996年總統選舉中，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聯合起來，調動其控制下的全部媒體的力量，最終把自己擁護的候選人葉利欽推上了總統寶座。普京執政期間，發生俄「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沉沒事件（2000年8月12日）。當時普京正在度假，沒有前往援救現場。反對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輿論推波助瀾，惡意炒作，對普京展開了猛烈攻擊。這堅定了普京打擊媒體寡頭的決心。他一方面利用總統權力對媒體進行整頓，在政策上向國家媒體傾斜；一方面利用經濟手段，迫使寡頭在某種程度上從新聞領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橋—媒體」集團讓出獨立電視台的部分股份，進而讓出領導權，摧毀了古辛斯基的媒體帝國；2001年底又把別列佐夫斯基的TB—6作為整肅對象。但時至今日，寡頭的影響力仍然存在，他們仍舊利用手中的媒體與政府唱對台戲。

蘇聯實行多黨制後，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團，在這些政治利益集團的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政黨。1993年年底俄議會選舉前，俄羅斯已有十幾個較大的政黨，其中的一些在國家杜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後，為了獲得廣泛支持，穩固自己的權力，又建立了多黨執政聯盟。這些政黨和聯盟均擁有或掌握一定的新聞媒體，用以宣傳自己的執政方針和綱領。各政黨的資助是這類媒體的經費來源，它們經營的好壞，取決於其所屬政黨實力的消長。

三是自主經營者所有。1990年10月蘇聯新聞法正式生效兩個月後，就有700多家報刊登記注冊。其中除了政府、政黨創辦的報刊外，大部分為社會團體、各類組織和公民個人所有（蘇共解體、蘇聯解體後，原中央一級的大報，如《真理報》、《消息報》、《工人論壇報》、《莫斯科共青團報》、《共青團真理報》、《文化報》等轉而變為「獨立報紙」，重新注冊後的所有者由蘇共中共改為各報新聞集體）。俄羅斯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後，尤其是實行自由價格政策以後，國家取消了對紙張及印刷費的補貼，發行方面的保障也沒有了。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這些「自主經營者」擁有的報紙「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接受外資援助，如《真理報》（後又撤資），有的成立報業聯合體，如《消息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等。為了吸引讀者，擴大發行，許多報紙採用早年西方小報的做法，大量刊登聳人聽聞的消息、低級庸俗的娛樂材料，大肆揭醜，大力炒作，以強勁的視覺沖擊力招徠讀者。創辦於1919年、曾經有著輝煌歷史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就被認為具有「小報品質」（從它的版面上已絲毫找不到當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團員員報》的影子）。目前該報在競爭激烈的莫斯科報紙市場上穩占第一位。據說它的成功就在於「廣泛運用了聳人聽聞和揭醜新聞的手法」②。聖-彼得堡的《戈比報》在讀者中廣受歡迎，也是因為它以輕松的的筆調、通俗的語言大量刊登離奇的傳言和庸俗的笑料。

這些報紙主要的經濟來源是發行費和廣告費，因而在其機構設置中，廣告、發行等經營部門佔有顯著位置。為了和讀者搞好關系，樹立形象，擴大影響，許多報社還成立了公共關系部門。俄媒體內部職能部門的重新設定說明，俄羅斯的新聞媒體已經完全商業化了，它與蘇聯時期的新聞宣傳系統已經沒有了任何共同之處。

在以上三種媒體所有制形式中，前兩種由於有著強大的財力支持，穩定性比較強（政治因素另作考慮）。但寡頭媒體和政黨媒體代表著一定的政治和經濟集團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報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觀」、「公正」。第三種媒體歸屬形式決定了其發展的不穩定性。事實上，在俄私有化的過程中，由於報刊發行費大幅度提高，已有許多報紙不得不減少出版次數、壓縮版面、裁員以至停刊。這類報紙將廣告作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計迎合大眾，難以擺脫庸俗化的傾向。

從印刷媒體唱主角到電子傳媒唱主角

俄羅斯是一個喜愛閱讀的國家，其報刊發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幾位。曾有一段時間（80年代末期），《真理報》發行量達到1100萬份，《消息報》800萬份，《共青團真理報》高達1700萬份。當時莫斯科的報刊零售點時有長隊出現，過了早8點，大部分當日報紙就已告罄。那是怎樣的繁榮景象。今天俄羅斯報刊出版業已風光不再。媒體走上商業化道路以後，報紙、雜志等印刷媒體的數量雖然在增加，市場卻日漸萎縮，發行量逐年減少。下表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俄羅斯報刊發行情況（1950—1998）③年代出版物期數零售分數（千）一份報紙的平均零售數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說明：直至2001年年底，報刊發行下滑的趨勢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二：一是俄民眾經濟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蘇）居民收入水平雖然不高，但報價也相對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報紙的價格只有幾個戈比，一個家庭訂閱十幾份報紙是很正常的事。俄實行自由價格政策（私有化）以後，由於紙張、印刷和發行費用猛增，成本提高，報紙價格也長上來了。目前莫斯科主要報紙的價格一般在3、5—5盧布之間，隨手買上兩份報紙，就要花費10個盧布左右。而俄羅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為1500盧布上下（約為50美金。另據報紙報道，目前俄尚有近百萬人生活在最低工資—300盧布的水平線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盧布計算，倘若訂閱十份報紙的話，其花費正好與工資數額相抵。因此，對俄國普通民眾來說，像從前那樣訂閱報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事實上，目前俄羅斯家庭的報刊訂閱量已從十幾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眾政治興趣減弱。90年代初期俄民眾對報刊的興趣，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改革的興趣。他們盼望通過眼前的政治、經濟改革消除腐朽、落後的東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國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報刊恰恰被作為了改革的輿論先導。因此他們對報刊給予了極大的觀注。但是改革十年，他們並沒有看到預期的結果，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實惠，久而久之就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對改革的急先鋒——報刊失去了信任與好感。一項社會調查結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羅斯人對新聞媒體（和教會）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這個比例數下降到30—40%。具體到報刊，今天只有13%的俄羅斯人認為報刊可信（對電視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約為36%）④。

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人將注意力轉向了電視。從經濟的角度講，電視是一種廉價的媒體，除了一台電視接收器外，幾乎不需要任何支出（電費的支出不記入內），人們從中既可獲取新聞信息，也可獲得娛樂。這使電視迅速取代了報紙的地位，成為擁有受眾最多的媒體。目前電視已經成為俄羅斯人了解新聞信息的主要渠道，據稱有40%的人每天通過中央頻道獲取新聞（而通過全國性報紙的獲取新聞的人不超過20%）⑤。廣播的普及率也高於報紙。1999年的一項調查表明，82％的俄國人相對定時收聽廣播，完全不聽廣播的只佔18％⑥。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同樣分走了報刊市場（甚至電視市場）的「一杯羹」。盡管目前俄網路基礎設施尚不完備，與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有一定的距離，但上網人數也達到了1000萬。更由於許多報紙、雜志、廣播電台、電視台都有了自己的電子版，上網獲取新聞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年輕人中尤其普遍）。

這樣一來，過去大而統一的報刊市場和相對穩定的讀者群體就不復存在了。受眾由印刷媒體分流至電子傳播媒體，又由電子傳媒分流至新媒體，由此形成了不同媒體種類、不同層次、分布廣泛的受眾市場。

第四、從馬列主義到西方理論

蘇聯解體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盡管國內新聞學界時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論爭，但佔主導地位的新聞理論始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新聞理論。當時的新聞媒介被稱作「大眾新聞和宣傳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簡稱 СМИП），其職能是列寧所歸納的「集體的宣傳員、集體的鼓動員和集體的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聞理論觀不但對新聞實踐起著的直接的指導作用，還被規定為大學新聞院系的主體課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專業課程設置中，這類課程就佔有較大的比重，如「蘇聯新聞學概論」（以列寧報刊理論為主）、「黨和蘇維埃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外國共產主義及工人報刊史」、「資產階級新聞理論與實踐批判」等。

蘇聯解體後，新聞理論及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盡管早在1986年蘇共27大報告中，就改稱「大眾新聞和宣傳工具」（СМИП）為「大眾新聞工具」（СМИ），這個概念被廣泛使用和普遍接受還是在解體以後。這一時期，列寧的新聞思想不再被人們提起，原蘇聯的新聞模式也被作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專業課中，「蘇聯新聞學概論」、「資產階級新聞理論與實踐批判」之類的課程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新聞理論導論」（以西方新聞傳播理論為主）「信息基礎理論」、「外國新聞史」、「外國大眾新聞媒體經驗對我國媒體發展的意義」等課程。在各類新出版的新聞學教材或著作中，「公民社會」、「新聞自由」、「第四等級」之類的概念已屢見不鮮，李普曼、拉斯韋爾、施拉姆、哈貝馬斯等西方學者的名字以及他們的理論也為人們耳熟能詳。

俄新聞理論界的情形反映了整個俄羅斯理論界的現狀：舊有的理論體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論框架又沒有建立起來，於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論，以填補空白。俄新聞理論界熱衷引述的理論主要有：

1.自由報刊理論

俄新聞理論界對西方早期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十分推崇，認為它所主張的報刊不受政府幹預，新聞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權、采訪權、發布權，可以自由發布任何新聞和發表任何意見的主張，是俄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為此他們對蘇聯第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有著很高的評價，認為他開輿論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總統。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今天，自由報刊（報刊自由）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已經在俄羅斯人的意識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結果是，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報刊自由的理解」。他認為目前對新聞自由最大的威脅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權的產生。他同時援引「報刊的社會責任理論」，認為「自由和責任是不可分的。在我們的新聞中，那些不可靠的、不準確的信息和浮躁的舉動，直接導致大部分讀者對報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認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認識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險的」。⑦

2.「第四種權力」理論

俄新聞理論界對由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的思想引申而來的報刊的「第四種權力」的觀點十分贊賞，認為自由報刊應當成為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起到某種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聞學者看來，1990—1993年的三年間，就是俄「第四種權力」發揮作用的「黃金時期」。1990年通過了蘇聯第一部新聞法，緊接著又宣布蘇共停止活動，黨的報刊就像其他社會組織的報刊一樣被轉到了新聞工作者手中。這一年又先後創辦了獨立的「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和《獨立報》，它們「開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種權力』，把自己和國家對立起來，力求度獨立於所有的國家機構」。但是由於經濟原因，這一時期很快結束了。這之後出現的一些新問題，諸如政府施加影響、媒介寡頭的壓力等，都使人們更加懷念那一時期，並大造輿論希望有朝一日媒體重返「第四種權力」。

3.「公共領域」理論

「公共領域」的概念是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在其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來的。近年來，隨著國家與市民社會研究在俄羅斯的興起，這個概念也被人們廣泛運用。按照哈貝馬斯的解釋，在私人領域和政治權力之間，有一個公共領域，在這個既區別於政治、又區別於市場的空間里，人們可以對權力機構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評判，以消除社會對抗，維護公眾利益。俄學者認為，為了使公共領域在現代條件下發揮職能，必須有公共媒體。而在諸種公共媒體中，公共廣播電視起著特殊的作用。這種公共廣播電視「依靠用戶的支持，有時是國家的支持，在財政上獨立於廣告主」，是一種社會 — 權力機構。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指出：「目前俄羅斯國家頻道向社會 — 權力機構的演進，原則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國家電視頻道）公開表示有時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為的意圖的話，它就可以被稱為是公共電視台」⑧。但是新聞學界也有人指出，談公共媒體為時尚早，因為公共領域在俄羅斯遠未形成。

經常被俄新聞學界引用的西方理論還有其他一些，也有學者在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發展。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而言之，十年轉型期，俄羅斯媒體從體制、結構到運行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變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從經濟角度看，它由計劃統籌變為市場運作；從技術角度看，它擺脫了「孤島」狀態，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尋求新的發展模式的過程中，俄新聞理論工作者試圖從建立（援引）一套關於傳媒自由與責任的理論出發，進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業體系，以實現自身良性循環，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但是，事情並不像預期的那麼順利。「經濟的無效性，媒介巨頭的無責任心以及新聞記者對低級趣味的迎合」，都使媒體發展呈現出曲折多變的特點。對此扎蘇爾斯基有一個生動的比喻，說目前俄新聞媒體如同沿著向下運行的電梯奮力地向上攀登。對俄媒體發展的前景，他認為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樂觀的。經濟改革的成功將創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場，大眾傳媒將獲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識水準的受眾以及多元化、多樣性的廣告市場的支持。結果是高質量報紙的銷量大增，最終將消滅政治化新聞和犯罪新聞，報道範圍將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種是悲觀的。國家的作用增強，以至於媒體成為宣傳和公關的一種結合物。同時還會出現庸俗出版物 — 從占星術到媚俗新聞，甚至還會出現淫穢書刊出售商，報道的范圍縮小。第三種是經濟領域中的不景氣現象將直接導致傳媒業的不景氣。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質量刊物的發行量下降，而庸俗報刊的銷量增長，影響擴大。報道範圍將會縮小」⑨。上述哪一種可能性將會變成現實，最終取決於俄羅斯政治、經濟的改革方向和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

PS:樓主要寫論文的,我這里給你一篇張允諾先生寫的<<對蘇聯新聞業歷史命運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80周年紀念日。筆者寫作本文時，還無法預測人們將會怎樣紀念這個不尋常的日子。不過這些年來，國際進步輿論界對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評論。許多人認為這里既有外因也有內因，既有近因也有遠因。從根本上說，蘇聯建國幾十年，一是經濟建設沒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切實提高；二是沒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專擅，群眾受壓。這兩個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滿，可又未能正確解決，終於導致覆舟之禍。當然，這種反思尚未終結，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一定會從社會主義運動這一重大挫折中領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訓。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隨著經濟建設的開展，蘇聯人民曾經創建了宏大的社會主義新聞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活躍著幾十萬熱愛祖國、忠於職守、富於獻身精神的新聞工作者，他們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尤其在衛國戰爭年代，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聞作品團結和鼓舞人民，為戰勝法西斯入侵譜寫了光輝的篇章。衛國戰爭結束以後，他們又以自己的勞動，恢復並建立起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新聞網路。這種網路以黨的機關報（台）為核心，包括眾多的專業報（台），從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級層層辦報（台），形成上尖下寬的金字塔形結構。截止1986年，全蘇已有各類報紙8000多家；其中日報713種，期發一億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這樣宏大的蘇聯新聞業體系，在1991年的最後幾個月內，隨著蘇聯的解體也嘩啦啦似大廈傾覆般地迅速瓦解。從此以後，這片土地上再沒有以黨的機關報為核心的新聞體系了。原先的黨報紛紛改成民營的獨立報紙，艱難地自籌資金，慘淡經營；其它他專業報更是在市場經濟中顛簸掙扎，各奔前程。幾份全國性的機關報，如《真理報》、《消息報》、《勞動報》，在改為同仁報紙以後，影響和地位固然遠非昔比，發行量也只有當年的一個零頭，由一、二千萬份降為幾十萬、一百多萬份。這一切當然都不足怪，舊的新聞業體系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基礎不復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⑦ 蘇聯瓦解後，俄羅斯新聞業的現狀如何

⑧ 蘇聯解體與意識形態

以列寧、斯大林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領導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始終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把意識形態當作革命的武器，注重理論創新和思想政治工作，對於蘇聯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後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蘇聯的變異和崩潰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一、「非斯大林化」拆毀了蘇共執政的思想基礎

蘇聯政治意識的變化是從「非斯大林化」開始的。在蘇共二十大閉會當晚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評價斯大林時採用了抽象肯定、實際上全盤否定的方法，處處把領袖作用同政黨和人民群眾的作用對立起來並使用對敵斗爭的語言。隨後赫魯曉夫決定莫斯科紅場不再懸掛斯大林畫像，並要求中國等國家也不要掛斯大林畫像，後來又把斯大林遺體從紅場的陵墓中遷出，把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立場向全世界公開。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在意識形態領域製造了混亂，打破了蘇聯一代青年人的社會主義信仰，動搖了對先進社會制度的信心，破壞了黨和群眾的關系，開了否定蘇聯歷史的先河。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基本延續了赫魯曉夫的錯誤，上台伊始便聲明堅持二十大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同時理論界繼續出現「非斯大林化」的思潮，加劇了蘇聯人民群眾中的信仰危機，使蘇聯在表面強大的現象背後，悄然走向崩潰的邊緣。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再度掀起批判「斯大林主義」的高潮，所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體制」被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代名詞，遭到批判和否定。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寧和蘇聯歷史、再到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目標、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拆除了蘇共執政的思想基礎，最終全面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導致了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

二、「人道主義」搞亂了蘇聯黨和人民的思想

把抽象人道主義奉為圭臬，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切機會主義改良主義者的共同特徵。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反對「個人迷信」、「專制獨裁」的旗號下打起抽象人道主義的旗幟，提出把「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作為黨的綱領性目標，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及唯心史觀取代馬克思主義，將其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鼓吹「全民國家」、「全民黨」。之後抽象人道主義迅速傳播開來，超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價值觀在理論和輿論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使得哲學、政治思想、經濟學、史學、文學等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很大變化。戈爾巴喬夫繼承赫魯曉夫的衣缽，用人道主義的觀點作為闡述國際國內問題的准則，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確定為「理想」和「奮斗目標」。在官方的支持下，蘇聯哲學的人道化進程大大加快，抽象人道主義最終成為哲學主流，人道化成為蘇聯哲學家們更新哲學理論的一面旗幟，這不僅改變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面貌，而且改變了蘇聯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造就了一場「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蘇聯經濟學界極力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庸俗性，貶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和作用，為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理論思潮充塞意識形態領域大開方便之門；歷史學領域否定一切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和「重新評價歷史」的運動，不僅否定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產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合理性，造成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危機」，動搖了人們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理想信念，而且為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滋長打開了缺口；文學界某些人提出極端民主和絕對自由的口號，散布否定一切的思想，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文藝方針，奪取文學陣地並扭轉蘇聯文學的社會主義方向，「創作」出大量歪曲歷史事實、醜化革命領袖、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學作品，為搞亂人們的思想，使敵對分子顛覆社會主義政權輕易得手立下了汗馬功勞。與抽象人道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日益占據統治地位相對應，馬克思主義在蘇聯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不斷遭到削弱，思想陣地逐步縮小，最終完全喪失。

三、「新思維」導致了蘇共政治控制的衰變

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應美國出版商之約出版了《改革與新思維》一書，闡述了所謂「新的政治思維和對外政策的哲理」。「新思維」的核心是「全人類的價值高了一切，全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新思維」的基本准則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戈爾巴喬夫宣稱：「新思維」既是針對國際政治問題的，也是針對蘇聯國內問題的，是為了指導處於社會主義建設急劇轉折時期的蘇聯的改革。其後，「新思維」不僅成了蘇共推行改革的指導思想而且在「新思維」的指引下產生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和綱領。戈爾巴喬夫要求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都要有「新思維」，「經濟新思維」的核心是取消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治新思維」的核心是民主化，其實質就是在政黨制度上實行多黨制，在政治體制上實行議會民主、自由選舉、三權分立、總統制，在黨的組織上實行全民黨，這與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思想相背離，在實踐中導致蘇聯共產黨日益社會民主黨化並由掌握全國政權的執政黨自我降格為議會黨，最終喪失政權。戈爾巴喬夫離開黨性講公開性，主張毫無保留、毫無限度的公開性，放開新聞輿論的控制，結果導致意識形態的演變，使人們的思想日益迷茫和混亂，為各種反蘇反共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泛濫提供了機會，並釀成了民族矛盾的尖銳和爆發，為國家的分裂埋下了禍根。尤其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所謂民主化和公開性從來都是「單行道」，只准反共反社會主義，不準捍衛黨和社會主義，只對親西方的反蘇反馬克思主義的勢力和思潮「公開」。「民主」，對捍衛馬列主義的言論和思想則要進行「專政」和毀滅性打擊。這自然會日益削弱蘇聯共產黨、馬列主義對群眾的親和力和對社會的控制力、影響力。

四、「選拔幹部不講政治」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選拔的幹部對馬克思主義沒有堅定的信仰，沒有牢固確立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謀利益的宗旨，甚至已經成為思想上的反對派，其後果是嚴重的。在意識形態管理領域，有兩個人最為突出：一是蓋達爾，二是雅科夫列夫。具有博士學位的蓋達爾，大學畢業後先後負責蘇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產黨員》雜志及蘇共主要報紙《真理報》的經濟部，是蘇共意識形態機構中很有影響的人物。但他既沒有任何生產和行政工作的經驗，也沒有對蘇聯經濟社會生活的深刻了解，只是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東西當作法寶，是公認的思想「西化」嚴重的人。曾留學美國、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部長的雅科夫列夫是蘇共掌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關鍵人物，然而他對資本主義贊不絕口，實際上就是一個隱藏在蘇共內部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在改革的開頭幾年，他通過對戈爾巴喬夫施加影響和利用負責領導宣傳輿論工作的權力，力圖改變蘇共性質和毀掉蘇聯社會制度。從1990年冬季起，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他開始同戈爾巴喬夫拉開距離並最終分道揚鑣，支持葉利欽，同謝瓦爾德納澤等人組建「民主改革運動」公開反共，1991年6月被蘇共開除出黨。蘇共錯用、重用的一批非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上的投機鑽營之徒，顛覆了蘇共的根基，最終成為瓦解蘇聯的關鍵力量。

蘇聯解體的意識形態原因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第一，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把它作為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抓緊抓好

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要搞亂一個社會、顛覆一個政權，往往先從製造輿論開始，做演變意識形態的工作，然後瓦解黨的組織，製造動亂，亂中奪權，最後，利用已奪取的政權力量復辟資本主義制度，這是蘇聯演變包括東歐劇變的「三部曲」，是蘇東國家在劇變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帶有一定規律性的現象。因此，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國家黨不變質和國家不改變顏色，必須正確處理文化多樣性和指導思想一元化的關系，在多樣性文化發展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佔領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指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同時，反對把馬克思主義非政治化和非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尤其要警惕和揭露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歪曲、篡改和否定馬克思主義。

第二，要切實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由於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引導人們正確地比較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理性地認識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切實把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堅定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有效地抵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西化分化戰略，必須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必須言之有物、論之有據、切合實際、方法多樣。

第三，要旗幟鮮明地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

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思想不去佔領，資本主義思想就必然去佔領。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寸步不讓。在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過程中，要把反對各種錯誤思想同馬克思主義的正面宣傳教育結合起來，在批判和清理資產階級思想理論影響的同時，引導和組織廣大黨員和先進群眾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提高廣大幹部群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抵制錯誤思潮的能力，同時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務求實效，反對簡單粗暴、混淆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

第四，必須對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保持高度警惕，精心採取有效對策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歷來十分重視利用大眾傳媒和人員來往等加強意識形態宣傳滲透工作。在蘇聯東歐國家劇變過程中，西方國家利用各種輿論工具竭力攻擊。誣蔑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使之產生嚮往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想法，造成思想混亂。組織渙散，這是反社會主義勢力能夠順利奪取政權的重要條件。

第五，要牢牢掌握宣傳輿論工具，真正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在蘇聯演變過程中，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者控制了各種新聞媒體，以致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宣傳泛濫一時，在導致蘇聯解體中起了重大作用。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把輿論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人的手裡，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善於用政治的頭腦、政治的眼光審視和思考復雜的社會現象，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永遠保持社會主義方向。

⑨ 為什麼說蘇聯比美國壞

一般而言很多人肯定會說是蘇聯經濟問題，被拖垮的。但是這種說法是根本站不住。中國現在的人均可支配還不到美國的15%（不是GDP，是可支配收入）而冷戰80年代的蘇聯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是達到了美國人的60%以上，從1950年到1975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是4.8%，而同期的美國是3.3%，原東歐的那一票蘇聯的衛星國的經濟增長率也遠遠高於除美國外的西方國家。

從1975年到1989年，蘇聯的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了，但是這是相比於前幾十年，蘇聯經濟總量第一次下降是在1990年，在戈爾巴喬夫做了一系列破壞蘇聯經濟體系的事情之後。1991年葉利欽截留了絕大部分的俄羅斯稅收不上繳中央財政，當年，蘇聯的經濟總量下降了13%。所以蘇聯解體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什麼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原因。

直到1990年根據西方的民意調查，蘇聯80%的人民希望繼續堅持社會主義，也就是說無論是基層民眾還是國家經濟上都沒有促使蘇聯解體的因素。
如果把思考的基礎放在政治上。
從人的角度講：就是一群精英階級為了自己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放棄了民族，國家的利益，事實上他們成功了，如今的俄羅斯那一票寡頭都是當年贊成蘇聯解體的人。
從制度上講：按照中學歷史課本上的說法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模式過於僵化。一個國家要在保持體系穩定存在的情況下才能有生產力，而生產力中的一部分要用於維護這個體系的穩定存在，無論是階級腐敗還是經濟增長放緩，到最後都將演變成體系產出的生產力不足以維持體系自身的存在。

套用在蘇聯和美國的對比例子上，就是說國家的發展和人的發展一樣，要均衡。如果一個學生數學80分，語文30分，就不能說是一個好學生。如果一個人只懂得研究數理化，但不懂得基本的人情世故和禮儀禮貌，那麼也很難有好朋友，甚至很難獨立生存。國家也如是。一個國家集中全力發展重工業，大炮火箭造得再好，老百姓吃飯成問題，工作成問題，這個國家的危險就會累積。
關於蘇聯的誕生，有一個小故事。當恩格斯主持第二共產國際時，有一位來自俄國的女記者發問：社會主義能否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的國家率先實現？
作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倡導者，馬克思的最大支持者恩格斯，對此問題的回答非常明確：不行！社會發展自有其規律。只有當資本主義大發展，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生產力極大提高，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成為社會繼續發展的阻礙力量，社會主義才將應運而生！
但列寧已經等不及了，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蘇聯成立了。但僅僅七十多年後，蘇聯轟然解體。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實驗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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