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共青團史上屬於浙江籍的代表人物
賀威聖，男，漢族，浙江象山人，1902年出生，1926年11月13日犧牲。
賀威聖出生在富裕家庭。「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參與組織象山學生聯合會，他被推為會長，組織遊行示威，印發傳單，張貼標語，查禁日貨。1920年春，到上海進入澄哀中學和上海公學。1922年夏，他聆聽孫中山先生在滬江大學演說，深受教育。1923年，他考入滬江大學，宣傳孫中山主義而遭校方退學。1924年轉入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冬，根據中共江浙區委指示，他回象山發展一批黨員，組建了中共象山支部，發動象山各界進步團體和人士，參加國民會議促進會。1925年2月4日，成立了「象山國民會議促進會」。同年4月，他在《火曜》上發表了《追悼孫中山和被壓迫民眾》等文章，鼓舞了人們的鬥志。「五卅」慘案後，他被選為「上大」"臨時委員會領導成員，擔任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傳部長、上海工商學聯合執行委員兼宣傳部主任。1925年6月3日回寧波，當晚在寧波後樂園、青年會連續講演「五卅」慘案經過，激起各界人士的義憤，工人、學生3000餘人舉行追悼會、遊行示威、焚燒日貨。賀威聖返滬後，擔任青年團上海市閘北區委書記兼上海全國學聯主任秘書、宣傳部長。這年9月，他擔任改組後的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青年部部長。1926年7月，他任中共杭州地委書記，領導杭州、嘉興、湖州、蕭山、金華等市、縣的革命斗爭。同年11月3日，賀威聖在杭州城站仕學旅館被捕，11月13日被殺害在清波門外梅東教場。
王一飛，男，漢族，浙江上虞人，1898年出生，1928年1月18日犧牲。
王一飛出生於舊知識分子家庭。1910年考入紹興山會初級師范學堂讀書，1913年畢業後回家鄉執教。1920年10月，入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並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春，赴蘇俄留學，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莫斯科地方委員會委員長。1924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並列席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還參加了國際革命互濟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遵照黨組織決定，由「東大」轉至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25年春奉命回國，參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籌建工作。9月，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主任，著手整頓區委組織，加強黨的組織領導，積極發展工人運動。1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繼續負責籌建軍委，竭力解決幹部、設備和通訊聯絡等困難。還頻繁往來上海、長沙、漢口之間，秘密准備接應國民革命軍北上，指導建立上海工人自衛武裝。1926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他為軍事特派員，赴江西前線視察。並受中央委託，與蘇聯軍事總顧問加侖將軍進行聯系，協調工作，交流情況，商議打敗軍閥孫傳芳的軍事戰略。經過兩個月的考察，及時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詳盡的報告。1927年3月，任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成員，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與周恩來等負責人一起，分析江浙一帶的軍事、政治形勢，研究加速工人武裝起義的具體措施，並親自指揮了南市區的工人起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上海堅持地下斗爭。在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5月，隨中共中央軍委機關赴漢口。7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並以中央軍委代表身份參加了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與毛澤東、任弼時等人一道，為結束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錯誤，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正確方針做出了貢獻。「八七」會議以後，代理中央軍事部的領導工作，赴鄂北指導籌劃起義，按實際情況，做出了果斷的決策。10月1日，受命為中央特派員，赴湘召開中共湖南省委緊急會議，改組湖南省委，確定湖南工作的方針。同月，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湖南省委書記，積極進行地方黨組織的整頓、改組工作，並籌劃武裝起義。12月10日，任暴動總指揮，發動了長沙「灰日」暴動，親率數十名武裝工人進攻敵軍衛戍司令部。因敵我力量懸殊，暴動失敗。1928年1月中旬，在長沙被捕。在獄中，暗示黨組織派來探監的同志：為了保存更多的革命同志，保護地下省委機關；不宜再派人前來探監或送禦寒衣物。1月18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長沙教育會坪。生前，他曾翻譯出版了《共產國際黨綱草案》、蘇聯郭范侖科的《新社會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觀》和季諾維也夫的《俄國共產黨歷史》等著作。
汪壽華，男，漢族，浙江諸暨人，1901年出生，1927年犧牲。
汪壽華出生於鄉村舊知識分子家庭。191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勤奮好學，追求新思想，大量閱讀《新青年》、《星期評論》等進步書刊。並聯合同學，組織了學生「書報販賣團」，以「鍛煉心身，改造社會」為宗旨，積極推銷全國進步書刊。「五四」運動時期，參加了杭州學聯的聲援活動。1920年2月，積極投入維護新文化運動的「浙一師風潮」。2月，赴上海參加工讀互助團。9月，入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並參加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4月赴蘇聯學習。因交通受阻，滯留在西伯利亞的伯力、上烏金斯克一帶從事華工工作。在這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海參崴創辦「五一俱樂部」和「遠東中國礦工工會」，開設補習學校，熱情幫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得到華工信賴。1923年當選為赤塔遠東職工會中國工人部主任，曾代表遠東職工去莫斯科參加國際反帝同盟東方局會議。1924年被選為海參崴職工蘇維埃委員，同年底奉調回國。1925年1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5月，任上海總工會宣傳科主任。在「五卅」運動中以傳單、壁報、演講等形式，開展反帝宣傳活動。同年8月起，任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區委工農部主任、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上海總工會中共黨團成員和代理委員長等職。在國民黨反動派幾次查封上海總工會、四處搜捕他的險惡形勢下，經常變更化裝，改名換姓，深入工人群眾，堅持每天工作十幾小時，頑強地領導上海工人運動。1926年5月，參加中共上海區委成立的行動委員會，組織、發動「五卅」周年紀念活動，並與趙世炎等人一起，指揮了「五卅」周年紀念大會和群眾示威遊行。打破了自「五卅」慘案後上海工人運動一度沉寂的局面。5月以後，任上海區委軍事特別委員會成員、領導罷工的特別委員會書記、工人自衛團指揮處領導成員、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上海特別市民公會中共黨團成員和上海總工會主席團成員等職，為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積極准備工人武裝起義。多次發動了上海各行業工人大規模罷工斗爭，擴大總工會組織，參與了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決定組織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任領導起義的特別委員會成員和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發動工人組織糾察隊，秘密進行武裝訓練，還與上海各派政治勢力進行統戰聯絡工作，及時將了解到的政治、軍事情況向黨中央和上海區委匯報。3月21日，根據黨的決定，下達了全市80萬工人總罷工的命令，並迅速轉入武裝起義。夜以繼日地協助總指揮周恩來等指揮戰斗。起義勝利後，當選為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委員。在中外反動派勾結，鎮壓工人運動之際，帶領上海工人反擊了敵人製造的一系列破壞行動。4月11日，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大流氓杜月笙出面「邀宴」他，以相商「機密大事」。同志們擔憂他的安全，為了探知敵人的動向，他表示：「我過去常和青洪幫流氓打交道，不去反叫人恥笑；為了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寧願犧牲一切。」當晚，進入杜宅即遭國民黨反動派綁架，被裝入麻袋秘密運至楓林橋殺害。同年5月1日，《向導》周報發表文章表示：80萬上海工人誓為汪壽華等死難烈士報仇。
沙文求，男，漢族，浙江鄞縣人，1904年出生，1928年犧牲。
沙文求出生在鄉村行醫家庭。1920年秋，考入寧波效實中學。在「五四」運動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下，追求真理，尋求革命之路。1924年夏，進入上海國語師范補習學校。1925年春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系主任瞿秋白向其灌輸革命思想，使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同年5月30日，參加震動全國的上海南京路近萬人遊行示威。1925年秋轉入上海復旦大學。同年冬回寧波。經中共寧波地委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初，黨組織派他回家鄉從事農民運動。同年4月成立了鄞縣沙村農民協會，發展農會積極分子入黨。1926年5月成立中共沙村黨支部，任書記。同年7月奉命進入廣東大學。以馬列主義的觀點，撰寫文章抨擊戴季陶的反共謬論。1927年上半年，擔任廣東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中共廣州市委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決定紀念「六一九」省港罷工兩周年，時參與組織2萬多工人參加了紀念大會。同年6月29日，廣東大學當局開除其學籍，但他仍留在廣州堅持斗爭。12月11日，擔任廣州市委委員兼少年先鋒隊隊長，指揮30支宣傳隊到各區宣傳鼓動，組織共青團員、少先隊員維持廣州市社會秩序，展開肅清殘余反革命分子的戰斗。12月13日，任工人赤衛隊隊長，率隊員同敵人短兵相接，逐街爭奪，展開巷戰。廣州起義失敗後，化名史永，擔任共青團廣州市委宣傳部長，後任團市委委員兼秘書長。1928年8月，不幸被捕，被秘密殺害在廣州紅花崗。
裘古懷，男，漢族，浙江奉化人，1904年出生，1930年8月27日犧牲。
1920年，裘古懷以優異成績考入浙江省立寧波第四師范，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24年，參加國民黨。1925年「五卅」運動中擔任寧波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參與領導青年學生反帝反封建運動。1925年10月，到廣州進入黃埔軍校，參加了第二次東征。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在第四軍政治部從事宣傳工作。著名的賀勝橋、汀泗橋、武昌攻堅戰中，他均在葉挺團敢死隊沖鋒陷陣。後任第24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寫了不少揭露封建殘余和國民黨右派的檄文。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在潮州戰役中負重傷才回寧波治療。1927年底，奉命到杭州，在中共浙江省委和團省委主持軍隊幹部的訓練。1928年，先後擔任中共浙西特派員、省委特派員、團省委書記，赴蕭山、金華、東陽、義烏、龍游等10多個縣的農村調查，幫助指導整頓組織，發展農運。同年8月，參與組織蘭溪農民暴動。1929年1月，總結檢查了青年團對群眾工作的教訓，擬制了《建設群眾基礎與青年工作》的通告。同年1月16日晚在杭州清泰路豫安旅館被捕，囚禁「浙江陸軍監獄」。在獄中，他為中共特別支部委員，參與領導了多次獄中斗爭。編輯《火花》、《洋鐵碗》等秘密刊物，被敵視為「五個頑匪」之一。1930年8月27日壯烈犧牲。
張秋人，男，漢族，浙江諸暨人，1898年出生，1928年2月8日犧牲。
張秋人出生於佃中農家庭。1915年考入紹興越才中學，1917年轉入寧波崇信中學學習。1920年夏，因積極參加五四運動而被剝奪免費保送上大學的資格，被迫赴上海求職。在上海，結識了陳獨秀等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投身於革命活動。1921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黨創辦的上海平民女校義務教員，並協助指導杭州等地的建團工作。同年夏，經陳獨秀介紹往長沙會晤毛澤東後，應聘為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英語教員，以此為掩護，積極參與湘南地區中共領導的青年和學生運動。1923年5月因發動學潮被迫離湘返滬。8月，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24年1月，被選為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委會候補委員。6月，任青年團江浙皖區兼上海地方執委會秘書（即書記）。9月，補選為團中央委員，並任團中央局農工委員。在三省一市從事青年運動和國民革命，開展建團、建黨工作。同時，領導江浙滬一帶反對帝國主義宗教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此間多次回寧波、紹興等地指導群眾愛國運動，親自撰寫文章，帶頭遊行和演講。1924年9月25日，團中央派他任《中國青年》編輯，並為《團刊》和《平民之友》撰稿。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發表了《廣州的青年革命軍》等十幾篇文章。1925年1月，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委會委員。從5月起，全力投入「五卅」慘案後的反帝愛國運動，組織發動滬、杭、甬、紹等地群眾的聲援斗爭。同年秋，任蕪湖第一個中共支部書記和團地委負責人，領導當地黨團員，團結國民黨左派，加快了當地的革命形勢的發展。1926年3月，黨組織調他去廣州繼毛澤東、沈雁冰之後接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機關刊物《政治周報》編輯，主編了8―13期。他連續發表文章，分析、評論當時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鼓動人民進行革命，顯示了傑出的宣傳鼓動才能。5月，任教於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不久，調到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講授各國革命史、國民革命概論和蘇俄研究等課程。和惲代英等人一起，以各種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遭國民黨反動派重金通緝，離廣州經武漢，於7月初秘密到達上海。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為加強中共浙江省委的領導力量，他遵照黨中央決定，冒著極大的危險，於9月27日前往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到任後當天即召開在杭中共黨員活動分子會議，改組了省委。9月29日，在西湖劉庄附近遭國民黨特務逮捕。被捕前，他一面用英語囑咐妻子趕快回旅館轉移黨內文件；一面縱身跳入湖中，把藏在身邊的黨員名單踩入湖底泥中，保護了黨的機密和組織的安全。1928年初，他被當作「要犯」轉押於杭州浙江陸軍監獄。在獄中，他置生死於度外，每天堅持讀書五、六小時，還向難友們講述各國革命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理，鄭重勉勵難友：「我們共產黨人，活一天就要為革命工作一天。在監牢里既然不能為革命工作，就要認真學習，豈能坐以待斃！」直到犧牲前一天晚上，還講了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歷史，給難友們上了最後一課。1928年2月8日，敵人傳喚他開庭，他明白已到了最後時刻，遂將衣物送給難友，從容訣別。在獄中刑庭上，他趁敵人不備，抓起審判桌上一塊硯石，猛力擲向法官，並掀翻了審判桌。在刑場上，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必然成功！」等口號，連中7彈，壯烈犧牲。遺體由其兄遷葬回家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多次修葺了烈士墓，並列為省革命文物保護單位。
葉天底，原名霖蔚，學名天瑞，又名天砥，1898年出生於浙江省上虞縣謝家橋的一戶書香之家。1915年畢業於上虞縣第一高等小學。同年秋到經亨頤創辦的上虞驛亭敬修小學補習。第二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習。
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是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校長經亨頤提倡德、智、體、美四育全面發展，因材施教。葉天底富有藝術才華，善繪畫，能篆刻，尤其愛好西洋畫。他參加了由一代名師李叔同先生指導的「桐蔭畫會」和「樂石社」，是李先生的得意門生。
1920年2月，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杭州發生了著名的「一師風潮」，葉天底在這一斗爭中表現突出。風潮以後，經亨頤校長等被迫離職，葉天底憤而離開學校。有的同學為他惋惜，勸他等畢業後再走。他堅定地回答：「讀書並不是專為文憑而讀。」
葉天底離開杭州去了上海，由陳望道推薦，在一家印刷所校對《新青年》文稿，結識了正在上海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沈玄廬。一天，沈玄廬贈給葉天底一幅《竹石畫》，畫意是一塊大石頭下，一支竹筍頑強地破土而出。陳望道在這幅畫上題詞：「石壓筍，筍斜出，搬開大石頭，新竹根根筆頭直。」葉天底非常贊賞這種精神，他把此畫作為座右銘，掛在書房，勉勵自己應該像竹筍那樣不屈不撓地與反動勢力斗爭。因校對《新青年》文稿的關系，葉天底與陳獨秀、邵力子、楊明齋等交往頻繁，在他們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當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正在積極進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工作，葉天底參加了陳獨秀召集的在新漁陽里6號密商組織的籌備會議。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葉天底和俞秀松、施存統、袁振英、金家鳳等8人成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發起人和第一批團員。
翌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為培養革命幹部，在新漁陽里6號開辦了一所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負責，俞秀松任秘書，葉天底和施存統等主持團務。葉天底在此攻讀俄語和馬克思主義著作，思想認識大大提高。他認為中俄兩國情況盡管有差異，然而中國的問題，也只能靠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才能解決，俄國人走過的革命道路是值得學習的。1921年春，葉天底獲准赴蘇學習，但因其猝發傷寒，未能成行。後來團組織因種種原因奉命臨時解散，他趁此回家養病。
葉天底在病中終日思考的仍是革命事業。這年夏天，他給上海的朋友寫信說：「『墮落便是心死』，我身不死，我心決不先死……我昨天已有信給望道先生和別的友人了。問幾個共產黨機關中有否缺少辦事，倘若接到他們的信，說缺人辦事，我立刻要帶著葯罐去。」
同年秋，葉天底病情稍有好轉，即到上虞第一小學任教。他利用教師這個有利條件，積極推行新國語運動，提倡白話文，在師生中傳播革命思想。
1922年9月上虞春暉中學正式開學，葉天底應聘到該校教務處工作。在冬季農閑時節，利用工作之餘，他和同事們在校外辦起農人夜校，組織附近農民學習文化，啟發他們的思想覺悟。葉天底撰寫了《白馬湖上伴農民讀書半年》一文，記述了這一段經歷。
這期間，葉天底還堅持研究文學藝術，經常作畫或寫文章，寄到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並把自己的作品輯成《處女》一書。他運用文學作品的形式，通過典型塑造，揭露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罪行，喚醒民眾，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21年五一節他創作了一幅版畫《世風》，曉風（即陳塑道）為之題詞：勞工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去維護社會正義，去救護受飢餓的人們！《世風》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1923年秋，葉天底到上海東方藝術研究會學習，他刻苦學習和研究「繪畫學問」，繪畫水平提高很快，藝術視野大大開闊。後來，他擔任了該會《藝術評論》編輯，撰寫了不少藝術評論，如《中國畫再沒有發展的餘地》，《畫室里十分鍾間的冥想》等等，從藝術的角度對一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此同時，他還常去上海大學聽課，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並與陳獨秀、瞿秋白、羅亦農、惲代英等著名的共產黨人頻繁交往，深受他們思想的熏陶，他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日益提高。同年底，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7月，葉天底去蘇州樂益女中任教，授國文、圖畫兩科，他以教師職業為掩護，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翌年9月，直屬上海區委領導的中共蘇州獨立支部在樂益女中秘密建立，葉天底擔任支部書記。在他的領導下，支部發揮了極強的戰鬥力，使樂益女中一度成了蘇州人民革命斗爭的中心和據點。
1926年春，葉天底患病從上海回到了家鄉。臨行時黨組織交給他兩項任務：一是養好病；二是在家鄉發展黨的組織，開展農運。
葉天底回到家鄉後，遵照黨的指示，積極開展了革命活動。他結交了縣教育會的會長劉介安，並應該會聘請主編《教育月刊》。他做活了主編這篇大文章，以教育為題，發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號召革命青年「勇敢地堅決地去指導農民團結起來，做反抗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工作」。同時，他利用手中的筆在當地報紙《上虞聲》上發表了《團結》一文，深刻地揭露封建軍閥、土豪劣紳的反動行徑，號召勞動大眾起來推翻黑暗的社會。他拖著病體奔走呼號，又竭盡所能舉辦了上虞縣平民習藝所，收容流浪兒童，組織他們學習手藝，生產自救。通過這些活動，葉天底在上虞各界人民中贏得了崇高的聲譽，並為上虞縣的建黨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26年7月16日，他主持召開中共上虞縣直屬支部的成立大會。這次會議通過了四項決議：建立國民黨上虞縣臨時執委會；開展農運，組織農民赤衛軍；改組縣警隊為工農糾察隊；爭取國民黨左派，發展共產黨員。從此，上虞的革命活動在黨的領導下蓬勃地開展起來了。
在葉天底領導的中共上虞縣直屬支部的發動下，中共黨的隊伍不斷擴大，同時國民黨黨員的發展工作也頗見成效。當年底，全縣即建立了11個國民黨區分部，發展黨員100多人。他抓住時機，召開了全縣黨員大會，成立了國民黨上虞縣臨時執行委員會。在會上，葉天底被選為執行委員並兼農工部部長。他組織農民協會，積極領導農民開展反封建打土豪和「二五」減租等革命斗爭。葉天底的舅舅俞恆山是個惡貫滿盈的土豪，當地老百姓都叫他「東門老虎」。在革命與親情之間，他毅然選擇了前者。在縣城，他主持了斗爭俞恆山的大會，為老百姓伸了冤，出了氣，他大義滅親的正義之舉大大激發了農民兄弟投身於打土豪反惡霸斗爭的熱情，推動了上虞農運的發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上虞的局勢急劇逆轉，國民黨右派勢力乘機反撲。葉天底召開黨支部緊急會議，決定埋藏武器，分散隱蔽。當時葉天底正患重病，農友們不避風險，連夜用轎子把他抬到一個叫十八折的山區隱蔽起來。國民黨右派勢力幾次派兵搜捕他，都撲了空。
5月初，大捕殺的局勢稍稍緩和，葉天底就秘密前往杭州。他通過統戰關系，取得了國民黨省黨部新委任的上虞黨務指導員鄭師泉（國民黨左派）的同情和支持，又和錢念先等4人回到上虞，秘密重建中共支部，並公開成立進步組織「石榴社」，還出版了一份《石榴報》。接著，他又秘密組織農會，取出埋藏的武器，成立小型的農民武裝隊伍，上虞的革命活動又逐步活躍起來了。
8月間，葉天底到紹興參加了九縣聯席會議。會議號召各地積極開展「二五」減租，恢復農民武裝，准備秋收暴動。葉天底回到上虞後，積極貫徹會議精神，訓練農民自衛隊，成立漁民友誼社，創辦《星期周刊》。10月下旬，全縣2700多農民集合在縣城運動場，向縣政府請願，要求實行「二五」減租。經過堅決抗爭，於當日下午，迫使縣長方贊修簽字，取得了斗爭的勝利。
11月，中共浙江省委遵照八七會議精神，決定進行浙東大暴動，以上虞、象山港為暴動的中心區，葉天底負責組織和指揮工農武裝占據上虞城，消滅反動武裝。葉天底抱病與黨支部幾位同志研究了行動方案，決定分頭發動農民，組織人員，調配武裝力量，制定行動路線，待命行動。不料，行動尚未開始，省委機關卻被敵人破壞，《浙東暴動計劃》被搜去，葉天底等各地暴動領導人也成了敵人重點搜捕的對象。
11月中旬的一天，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派人到上虞逮捕了卧病在床的葉天底，把他用轎子抬到縣政府。縣長親自審問他：「葉先生，只要你告訴我上虞共產黨組織的情況，我可以替你求個情，讓你留在家裡治病。」葉天底冷冷地答道：「上虞入共產黨的只有我一人，我替勞苦大眾做工作！」縣長見問不出什麼來，第二天就把他押送省黨部，關入浙江陸軍監獄。
葉天底入獄後，病情日愈加重，但他仍不忘團結難友，與逞凶稱霸的獄吏進行斗爭。他常對難友們說：「一個人能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工作，那是最幸福的。世上沒有一件事業比這更高尚更偉大」，以此鼓勵難友在監獄里堅持斗爭。
敵人多次提審，葉天底守口如瓶。敵人見提審達不到目的，又企圖從政治上「軟化」他，要他自首，說：「只要你在自首書上簽一個字，就可以釋放。」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道：「要我簽一個字，我寧可死。」敵人又降低要求說：「只要你講一句――『我以前走錯路了』，就可以放你。」他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天底走的是光明正大的道路！沒有錯！」敵人不甘心失敗，又找來葉天底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習時的一個同學對他進行勸降，結果被他怒斥一頓，羞愧而走。一計不成，敵人仍不甘心，又裝作關心葉天底的病情，讓他「監外就醫」。表面上讓他出獄到杭州親戚家裡養病，暗中卻派特務嚴密監視。葉天底識破敵人的詭計，在「監外就醫」期間，謝絕一切熟人前往探望。他對親友說：「我天底相信共產黨，加入共產黨。現在因患病被敵人抓住，我遺憾的只是我替黨做事太少了。我既然被抓，就不免一死，我早就預備好，天為棺材蓋，地為棺材底，為共產主義而死是光榮的。我要鄭重告訴各位，誰要在我面前說一聲『自首』，那就是對我的污辱！」敵人的陰謀又破產了，無計可施，不久又把他關進了監獄。
葉天底估計敵人會很快對自己下毒手，遂於1928年2月3日，給哥哥寫了一封絕命書，其中寫道：「我決無生路，不死於病，而死於敵人之手。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義之花。……我決不願跪著生，情願立著死！」2月8日拂曉，敵人用門板把病得不能動彈的葉天底抬到獄中刑場上。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葉天底撐著幾乎癱瘓了的病體，挺起胸膛，昂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葉天底犧牲時年僅30歲。
葉天底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政治活動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革命文藝戰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的革命事跡陳列於浙江革命烈士紀念館。「傳播馬列在滬蘇，躬親實踐於家鄉」這是對葉天底革命生涯最精闢的概括。
㈡ 歷史初二題
先了解了解下文,再得出結論
二、洋務派與頑固派的爭論
興辦洋務，在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無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軍事和工業生產方式的變革。盡管洋務派提出的「自強」主張沒有觸及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社會制度，但是在統治階級中的某些人看來，卻是有悖「祖宗成法」和「聖人古訓」的荒謬之舉。持有這種觀點的大臣官僚和士大夫為數不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學士倭仁、徐桐、李鴻藻等。他們或以理學權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師」為尊，具有相當強大的思想政治勢力和深遠的社會基礎。這一派人物的共同特點就是墨守陳規，故步自封，拒絕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盡善盡美，不需要任何變革。對於洋務派提倡的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引進近代的科學技術、採用機器生產、訓練新式軍隊等措施，都認為是違背祖制，「用夷變夏」，於是就百般抵制，深惡痛絕。還在奕?與慈禧太後聯合發動「辛酉政變」之後不久，就由於奕?首倡洋務，引起了以倭仁為代表的守舊勢力的不滿。當時奕?一手主持與外國交涉，得以保持「和局」；而慈禧太後得以在兩宮垂簾聽政中掌握朝廷實權，也有賴於他的支持。奕?在滿族貴族中具有很高地位。對於頑固派的攻擊，奕?和洋務派並不示弱，他們進行了大膽的反擊和駁斥。慈禧太後權力欲極重，又善於玩弄權術，她為了大權獨攬，就施展其權力平衡的手腕，一手扶植那些反對奕?和洋務派的頑固勢力，用以牽制奕?和洋務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務派，同意他們推行「自強新政」。洋務派雖然屢次受到頑固派的攻擊，但洋務運動還是沖破重重阻力，艱難曲折地推行起來。
洋務派和頑固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兩派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制船造炮，以資「求強」，西方諸國是不知禮義的「蠻夷」，還是科學技術進步、政教昌明的國家？洋務派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西方，為了富國強兵，應該向西方學習；西方各國不但有自己的政教制度，而且國富兵強，已不是什麼「蠻貊夷狄」。頑固派則認為，學習西方就是「用夷變夏」，破壞了「夷夏之大防」，違反了「祖宗成法」和「立國之道」，對各種洋務活動堅決抵制。兩派爭論的實質，是統治集團內部開明與守舊的不同政見之爭。
洋務派和頑固派的斗爭，在洋務運動開始的最初幾年，還未表面化。到了60年代後期，兩派的斗爭開始激化。斗爭是由1867年關於同文館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的爭論引起的。1866年末，奕?等人認為西方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為了適應洋務事業的需要，他建議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招收翰林、進士、舉人、貢生及科舉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並擬訂章程六條，希望朝廷早日批准施行。1867年，御史張盛藻首先上折反對，認為天文算學等事，宜歸欽天監、工部分別選拔生員和武弁學習，科甲正途人員都是「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之士，何必要他們「習為技巧，專明製造輪船、洋槍之理」？如果要他們學習天文算學，那就是「重名利而輕氣節」。他的這個主張被清廷「著毋庸議」，予以否定。半個月之後，倭仁又上奏摺，主題是「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進而提出「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加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師事夷人」？如果科甲正途人員，奉「夷人為師」，就會「正氣為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之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隨後，候補知州楊廷熙更把同文館視為「不祥之物」，把「久旱不雨」、「陰霾蔽天」、「大風晝晦」、疫病流行等自然災害，都歸罪於設立同文館。而奕?也被頑固者流送了個「鬼子六」的綽號。奕?等不肯示弱，對倭仁等人的論點進行了有力的駁斥，指出，設立算學館，目的在於「徐圖自強」，而不是「空講弧虛，侈談術數」。說倭仁「以道學鳴高」，故作危言聳聽之論。「此論出而學士大夫從而和之者必眾，……不特學者從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實心任事、不尚空談者亦將為之心灰氣沮」。他援引李鴻章的話，指斥倭仁等「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並斥責倭仁所說的「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的空言濫調，於實際毫無用處。經過激烈的爭論，倭仁雖然由於對洋務一竅不通，不得不撤消原議，但天文算學館的報名應試者也大為減少。這次爭論，實際上是要不要辦洋務，要不要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一場政治斗爭。
繼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掀起的軒然大波之後，到了1880年，劉銘傳建議修建鐵路，又引起一場爭論。對劉銘傳的建議，奕?、李鴻章等表示支持，但卻遭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劉錫鴻認為修築鐵路有百害而無一利，說什麼「我國乾隆朝之世，非有火車也，然而廩溢庫充，民豐物阜，……西洋亦效貢而稱臣」。御史屠仁守說：「自強之道，不務修道德、明政刑，而專恃鐵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他們不但反對修鐵路，也反對一切近代的機器製造工業。
1875年1月，同治皇帝病死，慈禧太後立醇親王奕�四歲的兒子載湉為皇帝，改元光緒。奕�為咸豐皇帝之弟，其福晉為慈禧太後之妹，所以載湉既是慈禧太後的侄子，又是她的外甥，親上加親。載湉當時又在年幼，便於慈禧太後控制，以繼續垂簾聽政。慈禧太後極力拉攏奕�，並利用他排擠奕?。奕�寵信日隆，勢力也隨之膨脹，而奕?的權力則有日漸減弱之勢。在軍機處內部，也逐漸形成所謂「南北」兩派。南派首領為沈桂芬，江蘇吳江人，他與奕?、文祥關系密切，屬於詳務派。北派首領為李鴻藻，直隸高陽人，與倭仁等人氣味相投，過從甚密，屬於頑固派。由於洋務派在軍機處佔了多數，李鴻藻感到力單勢孤，於是籠絡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圍，以壯大聲勢。這些「台諫詞垣」也以依附李鴻藻為進身之階，以議論朝政、抨擊權貴相標榜，號稱「清流」。張之洞、張佩綸、黃體芳、陳寶琛都是「清流派」代表人物。慈禧太後暗中放任清流派，借用他們的言論牽制洋務派。文祥和沈桂芬先後於1876年和1880年去世，李鴻藻的勢力加強，排斥異己，一些洋務派官僚受到排擠和打擊。被奕訴、李鴻章推許為「第一流」洋務人才的郭嵩燾，於1879年出使英國歸來後，在「清議」的攻走下，只得卸職返回湖南原籍，連他寫的《使西紀程》也因為稱頌西方物質文明而遭到詆毀，終至毀版。不過這時洋務事業已逐步推行，勢難遏止，洋務派的勢力也依然相當強大。慈禧太後雖然蓄意不使洋務派尾大不掉，但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又不能不依靠洋務派的某些首領人物。「清流派」中對興辦洋務並不都持反對態度，而且也不是固定不變，其主要代表人物張之洞，後來就成為著名的洋務派首領之一。
(出自http://ced.xxjy.cn/Special/Subject/GZLS/LSTS/ZGJDSLK/)
單元八 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
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
●復習提示
本單元包括八節內容，但據新的《高中歷史教學大綱》，其中有三節內容不再列入考試范疇，即「清朝政局的變動」、「中國邊疆地區的新危機和中法戰爭」、「瓜分中國的狂潮」。就高考考查來看，本單元是高考命題區域的重中之重。洋務運動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除1993年和1997年外,高考每年都命題。在1989～1999年的11年中，選擇題出過10道,材料題出過1道。平均起來看，每年約佔分值2.5分。甲午中日戰爭也是值得注意的考點。戊戌變法是高考考查的熱點,從背景、經過、內容到結果、意義，長考不衰。可以說，基礎知識題年年有、考查能力題經常見。題型從單選、多選、填空到問答題均有，但沒有出過材料題，估計近年將會出現。本節考點是問答題命題的重點部分，以本節內容獨立成題的，這要推到1983年高考題「聯系19世紀末民族危亡的形勢，評述康有為從事維新變法的主要活動。」有與中國歷史相關內容綜合出題的，如1993年高考題「簡要說明民主革命時期魏源、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的基本思想及其實踐效果。」再如1991年三南高考題「比較中國近代史上洋務派、維新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基本主張與社會實踐的異同，指出他們留給後人的歷史教訓。」還有與世界史同類內容相比較出題的，如1994年高考題「19世紀末中國維新變法思想的基本內容是什麼？與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相比，兩者在促進社會變革的作用上有何不同？為什麼？」2000年高考在此又出了一道大題：「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的愛國救亡主張不盡相同。例如：維新派大力宣傳『優勝劣汰』的社會進步理論，說『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義和團的一份揭貼則說：『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眾神仙。……挑鐵道，把線砍，旋再毀壞大輪船。……一概鬼子都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回答：對於當時中國民族危機的原因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徑，維新派和義和團持何種不同觀點？兩種觀點各具有什麼積極意義和局限性？」題目從知識型、綜合型逐漸向分析、對比、評論等高難度、深層次的能力型過渡。因此復習時應把本節作為重點，把知識和能力、記憶和理解有機地結合起來。
●歸納分析和綜合
◆階段特徵
19世紀60、70年代是中國近代社會急劇變化的時期。《北京條約》簽訂後，中外反動勢力由對抗走向勾結；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確定了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走向半殖地民半封建社會。此後，國際上，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開始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時期；國內，是清政府依靠外國侵略者的支持而暫時穩定其統治的時期，是清政府勾結侵略者來穩定其統治並建立適應侵略者要求的半殖民秩序時期，是所謂的「洋務運動」時期。在這一時期內，外國侵略者通過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取得了特權，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掠奪。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國的自然經濟已初步瓦解；資本主義工業開始產生；中國經濟已依附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各種主要的經濟特徵都在迅速形成。
從19世紀70年代起,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向外猛烈擴張。在遠東,它們瘋狂吞並中國的鄰邦,加緊分割、攫奪中國周邊的土地，使中國的邊疆地區出現了新的危機。在這種形勢下，人民群眾以反對外國教會為形式的反侵略斗爭廣泛展開，清政府也被迫組織了兩次抵抗侵略的民族自衛戰爭，即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中法戰爭中，中國在軍事上並沒有失敗，但昏庸、怯懦的清政府迫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卻向法國侵略者屈服。在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陸軍潰敗了，海軍覆沒了，標榜「求強求富」的洋務運動破產。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甲午中日戰爭後，適應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已從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為主，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掠奪，全面地控制中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並且加強對中國的政治侵略，企表瓜分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從此更加尖銳。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資產階級維新派在光緒帝的支持下進行了維新變法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了辛亥革命，准備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腐朽統治；而農民階級則發動了對外的「武裝」、「滅洋」斗爭，即偉大的義和團運動。
【重要概念】 「租借地」、「勢力范圍」。
【易混史實】 洋務派的軍事工業、民用工業與民族資本家企業；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的主要戰役；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表；強學會與保國會；戊戌變法與戊戌政變；西摩爾與瓦德西。
◆歷史概念闡釋
1、洋務派與頑固派：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就如何解決內外矛盾問題產生意見分歧，從而形成了洋務派與頑固派。洋務派起初人數不多，但都是清政府中握有實權的人物，在中央以恭親王奕欣為代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沈葆楨、丁日昌等。頑固派是一批對世界發展形勢一無所知的極端腐朽的貴族、官僚，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同治帝的老師、蒙古貴族、大學士倭仁等。洋務派和頑固派本質上都是要維護清朝的統治，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對待「外國事物」的態度上。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頑固派因循守舊，愚昧無知，盲目排外，仇視一切外國事物，幻想恢復「閉關鎖國」的局面。頑固派代表了清朝統治集團中最腐朽、最保守的勢力。
2、洋務與洋務運動：「洋務」又稱「夷務」，泛指當時一切與外國資本主義有關的事物。「洋務運動」是指19世紀60～90年代，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旗號，採用西方先進技術，創辦近代工業，掀起的一場「師夷長技以自強」的運動。洋務運動的內容包括創辦近代軍事工業、民用工業、創建海軍、創辦新式學校、派遣留學生等。洋務運動進行了30多年，從總體上看沒能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但洋務運動引進了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這是封建生產關系所不能容納的新的生產力，這就必然在客觀上加速了舊的生產關系的瓦解，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同時興辦洋務，引進外國的科技書籍，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培養了一批科技、外交人才，也培養了一批技術工人，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西學的傳播提供了一定條件。民用工業的興辦，對抵制西方經濟侵略也多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這是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的革命性和妥協性的雙重特點。民族資產階級這一特點的產生是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緊密相聯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束縛。外國資本家利用從中國攫取的特權傾銷商品、掠奪原料、控制海關和市場，處處危害著中國民族資本。中國封建勢力、頑固派從根本上反對商辦新式企業，洋務派力表把商辦的企業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此外，清政府明文徵收的厘金、苛捐雜稅也給民族資本主義帶來沉重的負擔。這就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主義壓迫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資金少、規模小、技術力量薄弱，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存在著一定的依賴關系。如有的企業利用外商名義投資辦廠，有的原料和市場要依賴外國；而在非通商口岸投資辦廠要得到官府的特許等。這就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又具有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相妥協的軟弱性。
4、早期維新派：產生於19世紀60年代以後，代表人物有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他們都著書立說，提出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變革中國的主張。這些主張基本一致地體現出要學習西方國家先進之處，改變中國落後狀況，代表了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如在經濟上，鄭觀應從振興商務的角度出發，要求發展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財政金融業，不僅強調商品流通，而且還注意到了商品生產。他提出的「商戰」口號，旨在發展中國民族工商業，抵抗外國的經濟侵略。康、梁在《公車上書》中就直接引用了鄭觀應「商戰」的理論。在政治上，鄭觀應主張實行議院政治，外交上主張修改或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外國侵略等。但早期維新派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也未付諸實踐。
5、《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這是維新運動領導人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具有代表性的兩部著作。《新學偽經考》在維護孔子的名義下，把封建統治者歷來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這就動搖了封建統治者恪守祖訓、反對變法的理論基礎。《孔子改制考》將孔子當作民權思想、平等觀念的倡導者，利用孔子的權威來論證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理論的合理性，為維新變法思想製造歷史根據。這兩部著作雖未直接論述政治問題，但在知識界引起強烈的震動和反響，它代表著當時社會中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意向和主張，體現了這個階層的經濟政治要求和利益，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同時這也被封建統治者斥為異端邪說。
6、《應詔統籌全局折》：這是1898年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六書》，在這份奏摺中，康有為請求光緒帝正式確定變法，希望有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參與政權。康有為在這份奏摺中提出了三項變法政綱，其中第一條是想依靠皇帝權威，在全國推行新法；第二條是想讓維新派參與中央和地方各政權，在全國上下壯大維新聲勢；第三條是想在前面兩條基礎上全面改革政權機構。這個政綱明鮮地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政治要求，是維新派的施政綱領。
7、百日維新：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正式開始變法。從這天起，到9月21日止，光緒帝相繼頒布了幾十道新政詔書，新政推行了103天，歷史上稱為「百日維新」。「百日維新」頒布的變法法令共分為四個方面18項內容。政治方面有準許官民上書言事，這里的「民」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過去他們連上書的權利也沒有，現在可以參與議政了。但這還不等於民族資產階級真正參與了政權，中國還是封建帝制。變法沒有涉及維新派提出的設議院、定憲法等內容。經濟方面的變法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沒有觸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厘金制度。文化教育方面的變法有利於西方先進思想文化的傳播，但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還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內容上依舊保留了封建文化的殘余。
8、「扶清滅洋」：這是義和團運動中提出的斗爭口號。19世紀末，在帝國主義掀起瓜分狂潮的危急形勢下，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選擇。義和團這時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從而在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把「滅洋」放在第一位，這正是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集中反映，表現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因而能吸引和動員廣大群眾向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進行抗擊。但這個口號也表現為籠通排外主義，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具有落後的一面。這是由於農民小生產者的階級地位和狹隘眼界限制了他們，使他們不可能對帝國主義從階級本質上進行分析和認識，從而提出科學的反帝綱領和策略。關於口號中的「扶清」，我們也不能簡單理解為扶助清政府，應含有扶中國、保中國的內容，否則就很難說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反帝愛國運動。當然，這個口號也不是一個科學的口號，它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們對清政府施展種種陰謀手段的警覺，導致最後上當受騙，被清政府所出賣，成為義和團運動失敗的一個沉重的教訓。
◆歷史線索梳理
1、洋務運動：①兩個階段：19世紀60～70年代——以「自強」為旗號，創辦軍工企業。19世紀70～90年代——以「求富」為旗號，創辦民用工業。②四項內容：a、創辦軍事工業；b、興辦一批民用工業；c、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並成立海軍衙門；d、創辦了京師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等一批新式學堂；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③五位代表人物：奕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
戊戌變法：①第一階段：19世紀90年代初到1895年公車上書前——形成理論，闡述和宣傳維新變法思想階段。②第二階段：1895年公車上書到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維新變法思潮發展成為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並在全國蓬勃開展階段。③第三階段：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維新變法進入高潮——戊戌變法。
2、義和團運動：①源流：義和拳。②序幕：1898年趙三多領導冠縣義和拳攻打當地教堂。③興起：1899年朱紅燈在平原縣開展反洋教斗爭，取得平原大捷，後義和拳改稱為義和團。④發展：1900年義和團進入京津地區，提出「扶清滅洋」口號，清政府承認義和團為合法民團。⑤抗擊八國聯軍戰斗：在廊坊、楊村、天津抗擊八國聯軍；北京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和西什庫教堂。⑥失敗：中外反動勢力聯合剿殺，運動失敗。
◆歷史現象分析
1．「歐風美雨」與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關系：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與近代資本主義不是繼承的關系，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阻斷了中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歐風美雨」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有兩種作用：一是破壞，它在使中國自然經濟解體的過程中，也毀掉了原來的資本主義萌芽；二是促進，它在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包括市場、勞動力和資金。鴉片戰爭後，西方各國的商品大量湧入中國，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商品輸入量激增。由於西方使用大機器生產，其商品價格非常低廉。就拿洋紗、洋布來說，價格就遠比土紗、土布便宜，農民紛紛購買洋布。自然經濟是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特徵的，家庭紡織業的破產，是自然經濟解體的重要標志。農民與市場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他們出賣糧食、棉花等農產品，買回自己所需要的布匹、糧食或其他手工業品，這樣在全國就出現了專門生產糧食、棉花和其他經濟作物的地區。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同時，外國資本主義企業和洋務派企業的利潤，又吸引人們投資於近代企業，這就為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提供了資金。同時中國資本主義企業創辦時所用的機器設備甚至於原料都是從外國進口的，技術方面也仰仗於外國。
2．洋務運動的目的:洋務運動總的目的是用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力來維護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即將資本主義納入封建專制的軌道,增強清政府的實力。洋務派辦洋務受這一總體思路的左右，同時也沒有超出這一界限。具體口號是：「求強」，即舉辦軍事工業、建設海防、編練新式軍隊、辦工廠、修鐵路、開礦、發展河海交通和通訊事業等。講洋務派辦民用工業是為了「求富」是可以的，但其辦民用工業的直接動因，是為了解決在辦軍事工業中所遇到的資金、交通、燃料和通訊等方面的困難。
3．洋務派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的特點：軍工企業的性質和特點：①由政府出資興辦；②產品用於武裝軍隊；③企業管理採用封建衙門式，企業設刑庭、監獄。基本上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民用企業的性質和特點：這些企業都是使用大機器生產，創辦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得利潤，絕大部分產品銷售於市場，從而具有一定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性，可以說是含有資本主義成分的近代企業。這些企業的創辦在當時有積極意義的一面，它在客觀上對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擴張起了抵製作用，也誘導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產生，鍛煉了更多掌握機器的產業工人和技術人員。
4．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產生的特點：①主要是從輕工業和小規模的采礦業開始的。②大部分企業投資少、規模小。③民族工業的發展十分艱難，民族資本產生之初，都曾遭到頑固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有的認為新式企業的創辦會打亂人民原有的生活秩序；有的認為機器是奇技淫巧，妨害社會風俗；有的則從迷信出發，認為采礦築路有傷風水。同時民族工業的生存也遭到洋務派企業的排擠和限制。④民族資本和外國資本是既矛盾又依存的關系。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由於投資少、規模小而發展微弱等特點，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動搖性，決定了他們從一開始產生就不能堅決地反封建反侵略，而只能提出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
7．對洋務運動的評價：①甲午中日戰爭證明,洋務運動沒能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②洋務運動期間，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先進科學技術，培養了一批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③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④對外國經濟勢力擴張，也起到了一定的抵製作用。⑤創建了三支海軍，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海防能力。⑥創辦新式學校，派遣留學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封建教育的沖擊。⑦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維新派。
8．甲午中日戰爭對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進程的影響：甲午中日戰爭後,中國面臨帝國主義瓜分的危險,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和領導了戊戌變法,試表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挽救民族危亡；資產階級革命派開始走上武裝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承擔起民主革命的領導責任；農民階級自發掀起了反抗斗爭，形成了義和團運動，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反抗外來侵略；以慈禧為首的封建統治者完全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並企表以「新政」挽救統治危機；地主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則轉化為立憲派，他們反對革命，期望清王朝改行君主立憲制，富國強兵。甲午中日戰爭後，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反應說明中華民族已經覺醒。
9．戊戌變法的主要條件：
①客觀原因：列強瓜分中國狂潮導致中華民族空前危機。中國人民民族意識覺醒。
②經濟基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
③階級基礎：民族資本主義作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
④思想基礎：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宣傳和維新派同頑固勢力的論戰，《應詔統籌全局折》是維新派的施政綱領。
⑤政治基礎：無實權的光緒皇帝。
⑥主力：一批兼有學生和士大夫兩種身份的仁人志士，形成一個知識分子群體。
⑦組織基礎：強學會、保國會等資產階級維新派政治團體。
⑧推動因素：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尤其是德國強占膠州灣。
10．維新派成立的學會、學堂，創辦的報刊：
學會：強學會、南學會、保國會等。
學堂：時務學堂（譚嗣同在長沙主持）。
報刊：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了《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嚴復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上海有《時務報》。《國聞報》和《時務派》居當時北南輿
㈢ 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組員日誌怎麼寫
您好，很高興為您解答。
提供一篇看下吧。可以開闊一下思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報告
【摘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而積極創建民主、法制、平安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更是全面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要求。作為法政學院的學生，我們有義務也有責任響應黨的號召，為新農村普法平安宣傳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我們利用暑假10天左右的時間，到金東區澧浦鎮進行了普法平安宣傳。希望此次實踐能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關鍵詞】金東區澧浦鎮；新農村；普法平安宣傳
今年暑假，根據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要求我跟著我院金東區社會實踐隊來到澧浦鎮進行了為期10天的實地普法平安宣傳。這次充實而又難忘的社會實踐經歷給我帶來了特別深刻的影響。
一、 實踐目的
實踐讓我走向科技應用，走出課堂。當前，我們缺少的主要不是知識，而是缺少將知識與實際相結合的能力。我們在課堂上所學的，與在實際當中遇到的是不盡相同的。其往往具有不具有明顯的特徵，這需要我們進行抽象概括才能解決各種問題。所以在大學期間我覺得多與社會接觸，多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多了解你將會面對的種種問題，對以後的發展和繼續深造都是非常非常有益處的。
二、實踐方式
採用「小分隊式」社會實踐，組員有15人
三、實踐內容
（一）採取了以黑板報、廣播、簡訊、網路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法制宣傳、平安宣傳
我們在洪村和鎖園利用黑板報的形式向當地村民介紹有關婚姻法、財產繼承等和實際生活緊密相關的法律知識以及有關平安的詩歌。同時我們總結了宣傳標語：平安在心，普法在行。另外我們利用網上的村民信箱給澧浦鎮村民寫了一封普法平安宣傳的信，取得了良好的效應。也在廣播上進行法律知識三字經的宣傳，受到當地村民的好評。
（二）我們來到幼兒園給小朋友們進行平安知識的宣講
在實踐期間，我們也注意到兒童這一相對弱勢的群體，認為很有必要對其進行平安知識的教育。於是我們聯系了一家當地的幼兒園，給小朋友們上課。我們教他們學認交通標識、知識問答，還進行了簡單的兒歌朗誦比賽。不僅他們學到了知識，我們也體會到了當老師的感覺，專業理論知識更好的結合了實際，這也是不可多得的經歷。
（三）配合區政法委等部門進行問卷調查
因為今年我們浙江省正在進行「平安浙江」創建活動，金東區也進行了具體的實施。現在活動開展差不多了，要進行群眾滿意度調查以發現還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從而更好的改善。正好這和我們實踐隊平安宣傳相一致，加上我們大學生也有這樣的經驗，於是我們利用一天的時間在澧浦鎮上進行了問卷調查。
（四）舉行法律知識燈謎活動
法律條例是枯燥而乏味的，為了增加村民們的興趣使他們主動且更好的了解法律知識，我們特地准備了法律知識燈謎活動。我們從專業書上找了一些題目，寫在卡紙上，綁上漂亮的絲帶，系在紅繩子上，非常的漂亮。當天村民們也非常的熱情，競相回答問題，也得到了一份小禮物。一位老爺爺說這種活動應該經常舉行，形式很好，這給了我們莫大的鼓勵。
（五）進行流動模擬法庭的表演
我們給政府工作人員、村官們以及村民代表進行了一場模擬法庭的表演。我們精心准備了一場民庭和一場刑庭，都是生活中經常存在的案例。之後鎮長說我們這樣的表演很有實際意義，現在是法制社會，村民們更應該知道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解決問題。
（六）進行宣傳模式的調研
因為前幾天我們進行了群眾滿意度的調查，發現這的群眾普遍反映宣傳不夠到位。於是我們覺得很有必要進行新農村宣傳模式的調查，以發現存在的問題，從而出謀劃策以找到可行的科學的宣傳模式。
四、 實踐體會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10天短暫而又充實的實踐，我認為對我走向社會起到了一個橋梁的作用、過渡的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經歷，也是一個重要步驟，對將來走上工作崗位也有著很大幫助。
向他人虛心求教、遵守組織紀律和與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處世的基本原則都要在實際生活中認真的貫徹，好的習慣也要在實際生活中不斷培養。這一段時間所學到的經驗和知識大多來自學長和領導的教導，這是我一生中的一筆寶貴財富。這次實踐也讓我深刻了解到，在工作中和同事保持良好的關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學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與人相處是現代社會的做人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對於自己這樣一個即將步入社會的人來說，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他們就是最好的老師，正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可以向他們學習很多知識和道理。
大學是一個教育我、培養我、磨練我的聖地，我以我能在此生活而倍感榮幸。而實踐是學生接觸社會，了解社會，服務社會，運用所學知識實踐自我的最好途徑。親身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實現了從理論到實踐再到理論的飛躍。增強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認識社會，了解社會，步入社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經歷實踐後，我發現自己的專業知識還很匱乏，綜合能力還有待提升。交際能力、表達能力、寫作能力等的培養非常的重要。同時還需在以後的學習中用知識武裝自己，用書本充實自己，為以後服務社會打下更堅固的基礎！
10天的實踐，我感覺自己長大不少，終於認識到校園其實還是很小的，雖然它佔地千餘畝，但它僅僅是社會的一小部分，僅僅是一個引導人的機構。在學校，我們學的是理論，講的是道德文化，而走出校門，步入社會，我們學的便是素質與能力，講的便是氣質與內涵，但兩者還是相通的，為的都是順利進入激烈的社會競爭，求的都是出類拔萃。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就應該不斷充實自己的思想文化，提高自身的素質修養，更應該不斷增強各方面的實踐能力，以適應競爭激烈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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