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

Ⅰ 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揚技能的主要觀點是甚麼

甚麼是「1鍵下單」？ 拉斯韋爾選擇第1次世界大戰中的宣揚內容作為自己的論文題目，他首先考察了宣揚的組織 . 人類首次「整體戰」中英、法、德、美等主要交兵國的宣揚策略及其效果進行了全面和高 查看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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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假如你是丘吉爾,你會怎麼安排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

如果我是丘吉爾，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開始就不會處於防守一方，當德國與法國交戰時，英軍會在挪威、瑞典登陸，從後方襲擊德國，與法軍配合夾擊德軍。

Ⅳ 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情況怎樣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1914年8月，北京政府宣布中立，但1917年，以親日派頭子段祺瑞為首的國務院派為獲取協約國和日本貸款，主張從速參戰，英法兩國也鼓勵中國參戰。1917年 8月14日，中國北洋軍閥政府正式對德、奧宣戰，加入協約國。參戰後將數十萬中國青壯年運送到歐洲戰場充當勞工。

1919年1月，中國作為戰勝國代表，參加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的失敗，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索。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1年，侵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完全侵佔中國東北，並成立偽滿洲國。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1941年12月7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12月9日重慶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中國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戰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抗日戰爭牽制了60%以上的日軍兵力，至抗戰結束，中國軍民傷亡人數達3500多萬，直接、間接經濟損失超過6000億美元（按1937年比值計算），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付出了重大犧牲。

(4)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擴展閱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7年美國參加對德作戰，要求中國與之採取一致行動對德宣戰，並答應借給軍費，黎元洪表示同意。而日本支持段祺瑞參戰，答應借巨款給段祺瑞，以擴充其勢力。因日本支持段祺瑞，中國若參戰必有利於日本，美國遂指使黎元洪夥同國會反對參戰。

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上，雙方展開了「府院之爭」。段祺瑞召開督軍會議，決定參戰，並要挾黎元洪和國會同意參戰案，但未能得逞，於是要求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黎元洪利用人們反段要求，下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務，段祺瑞被罷職後，離京赴津，以天津為基地，揚言另組臨時政府，段黎矛盾白熱化。

黎元洪在段祺瑞的壓力下內外交困，只好同意張勛入京「調停國事」，後演為張勛率辮子軍入京復辟，史稱"丁巳復辟"。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舉行「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提出：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但是，英、美等國操縱會議，拒絕中國的正義要求，並無理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日本。消息傳到中國，成為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線。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會的最後一天，也是全體戰勝國在和約上簽字的一天。但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代表沒有出席會議，拒絕簽字。

Ⅳ 簡述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角色和國際地位

都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角色。一戰前美國是負債國，國際地位不高，戰爭中前期保持孤立主義，不幹涉世界大戰，大賣軍火軍需品，軍火工業得到大力發展，經濟大幅度提升，不列顛等國從債權國慢慢變成負債國，美國借著歐戰東風成為工業大國，鋼鐵產量世界第一（當時鋼鐵產量基本代表工業實力），參戰後成為壓死同盟國的一根稻草，協約國勝利。
二戰時美國已是重要大國，但依舊是孤立主義姿態，採用漁翁得利的方式，戰爭經濟使其脫離經濟危機，還是成為主導戰爭勝負的稻草（英國當時已快撐不下去准備投降，丘吉爾雖然撐著但是國內求和派越來越多），西線戰勝義大利，與蘇聯合剿德國，東線戰勝日本。
勝利之後世界成為美國和蘇聯兩大陣營對弈的舞台，北約與華約互為雙方在歐洲對弈的同盟。

Ⅵ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要會議求詳細

雅爾塔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雅爾塔舉行的會議，又稱克里米亞會議(Crimea
Conference)。會議時間為1945年2月4～11日。雅爾塔會議對於緩和盟國之間的矛盾、加強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協調對德日的作戰行動、加速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進程以及戰後懲處戰爭罪犯、消除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影響等起了重要作用，對戰後世界格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開羅會議，1943年11月22～26日，中國、美國、英國三國政府首腦在開羅舉行的國際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882～1945）、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1874～1965）和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1887～1975），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明確宣告：戰後，日本必須將東北三省、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給中國，使朝鮮獨立。
《大西洋憲章》又稱《羅斯福丘吉爾聯合宣言》，於1941年由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簽署的聯合宣言。蘇德戰爭爆發後，第二次世界大戰范圍擴大，美、英迫切需要進一步協調反法西斯的戰略。兩國首腦於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紐芬蘭阿金夏海灣的奧古斯塔號軍艦上舉行大西洋會議。在13日簽署了《大西洋憲章》，14日正式公布。
波茨坦會議，1945年5月德國無條件投降，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但在遠東對日作戰還在激烈進行。為了商討對德國的處置問題和解決戰後歐洲問題的安排，以及爭取蘇聯盡早對日作戰。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美、英、蘇3國首腦杜魯門、丘吉爾(7月28日以後是新任首相艾德禮)和斯大林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舉行戰時第3次會晤，史稱「波茨坦會議」或「柏林會議」。

Ⅶ 舉一史實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是怎樣在軍事上配合的

1942年德軍進攻斯大林格勒，蘇聯要求英國發動登陸作戰，以減輕東線壓力。
8月19日由盟軍在法國北部濱海塞納省的第厄普發動的一次登陸突擊作戰。5,000名加拿大士兵、1,000名英國士兵和50名美國游騎兵參與進攻，以慘敗收場，超過一半的盟軍參戰官兵被俘或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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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的主題和框架
受米德對自我分析的啟發，拉斯韋爾認識到強調宣傳者及其受眾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將宣傳活動的參與者區分為四個主要群體，他們是每一個國家的發言人都會提及或直接講到的，即：「我們」國內的受眾、「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或他們的）盟友」和「中立者」（《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導言」，4頁）。
《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在分析宣傳技巧之前，首先考察了宣傳的組織問題，即各交戰國如何解決外交部、軍方和政治領導者之間關於宣傳策略的組織上的爭斗。拉斯韋爾認為，有效的宣傳必須在各個層面進行整合，他並沒有將宣傳視為「一些外交事務，或者對政治實體的入侵，而是當作政治體系的一個專屬的方面。」他的學生莫里斯·加諾維茨宣稱，這項研究的歷史重要性在於這是第一次將對「工具的管理」納入主流政治學。
拉斯韋爾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宣傳信息所使用的符號上，包括交戰雙方所使用的報紙、宣傳手冊、傳單、書籍、海報、電影、圖片等等。他對戰時宣傳的研究既關注宣傳過程，也致力於探索一個對內容分析有用的分類體系，即如何動員起人們對敵人的仇恨，如何維系與盟國以及中立國的友誼，如何瓦解敵方鬥志。拉斯韋爾認為宣傳的目的和最顯著的作用就是這四個方面。
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不同，拉斯韋爾對於戰爭期間各交戰方所進行的廣泛宣傳運動的研究主要是從技巧的角度著手的，並沒有對其進行倫理或道德方面的評判，這就奠定了與當時歐洲和美國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一脈相承的傳播學經驗學派的研究立場——從經驗事實出發，採取價值中立態度，運用經驗材料來對社會現象或社會行為進行實證考察的方法（在以後的研究中，拉斯韋爾將轉而採用定量方法）。具體而言，他想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哪些宣傳技巧奏效了，哪些失敗了，限制或促進宣傳技巧有效性的條件有哪些。總之，他想「發展出一個關於國際戰爭宣傳如何能夠成功實施的精確理論」（《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24頁）。
拉斯韋爾對宣傳的這種中立態度從他在書中給宣傳下的早期定義就可以看得出來：「它僅僅指通過重要的符號，或者更具體但不那麼准確地說，就是通過故事、謠言、報道、圖片以及社會傳播的其他形式來控制意見」（《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22頁）。在他看來，宣傳本身無所謂好壞，對於它的判定依賴於一個人的觀點，取決於宣傳信息是貨真價實的還是弄虛作假的。
拉斯韋爾反對無限制地誇大宣傳作用的做法，他指出：「人們談起宣傳的時候，常常把它當作一種神奇的力量，似乎它可以不受時間、地點及身份條件的制約。《宣傳技巧》一書強有力地反駁了這一觀點，而且我的反駁是有充分根據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導言」，5頁）他說，宣傳盡管重要，但它的適用范圍畢竟有限。宣傳並不意味通過改變諸如香煙的供應或者食物的化學成分這樣的客觀條件來控制人們的精神狀態，而是通過直接操縱社會建議來控制意見和態度。盡管如此，他最終得出的結論仍然是宣傳具有強大的效果：「但是，即使在考慮了這些限制因素並徹底去除了所有過高的估計之後，事實仍然是：宣傳是現代社會最有強力的工具之一。宣傳取得現在這樣的顯著地位是對改變了社會本質的環境變化綜合體的回應」（《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176頁）。「宣傳是對現代社會的廣闊性、理性和隨意性的本能反應。它是新的社會發動機……說明宣傳的運作機制就是揭示社會行為的秘密原動力，就是將我們盛行的有關主權、民主、誠實和個人意見神聖性的學說置於最尖銳的批評之下」（《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177頁）。
說到這里，不能不提當時美國知識分子中民主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一場爭論。以哲學家約翰·杜威為代表的理想主義認為人們有能力做出明智的決定，只要他們能接觸到充分的材料，而專家或精英的任務就是提供這些材料。以沃爾特·李普曼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則認為人們是非理性的，因此專家們應該廣泛傳遞他們的專業知識，以便提供公眾輿論，發揮美國民主制度所扮演的拯救者的作用。拉斯韋爾承認，杜威對他的影響比任何思想家都大，尤其是在科學是民主的工具這一思想上。但是在宣傳與民主的關系問題上，拉斯韋爾的思想顯然更接近於李普曼。他認為：「民主全能的思想似乎越來越荒謬」，「科學的、以大眾說服為基礎的政治比19世紀以公眾為中心的政治更加現實」。
總之，拉斯韋爾把宣傳視為集中體現現代政治的現代戰爭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之一。「過去的這次大戰的歷史表明，現代戰爭必須在三個戰線展開：軍事戰線、經濟戰線和宣傳戰線。經濟封鎖扼制敵人，宣傳迷惑敵人，軍事力量給予敵人最後一擊」 （《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173頁）。
從宣傳分析到傳播研究
在《傳播學史》一書中，羅傑斯對於傳統的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傳播學真正的奠基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威爾伯·施拉姆，而拉斯韋爾等人只能算是傳播學的先驅。 無論是奠基人還是先驅者，拉斯韋爾對於傳播學的巨大貢獻是毋庸質疑的。單是他那個著名的「五W」傳播模式就足以讓他名垂史冊了。就其戰時宣傳分析而言，拉斯韋爾對傳播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他開創了內容分析方法，實際上發明了定性和定量測度傳播信息的方法論」。
內容分析是通過將信息內容分類以便測度某些變數的途徑對傳播信息進行研究。它「從密碼學、圖書館藏書的主題分類、聖經的語詞索引，以及法律慣例的標准指南那裡學習它的方法。」
從《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開始，拉斯韋爾發展了一種重要的傳播研究工具——內容分析。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宣傳信息的內容分析主要是定性的，分析對象包括交戰雙方出版的宣傳手冊，散發的傳單，製作的海報、宣傳電影等等，以確定其所使用的宣傳策略。拉斯韋爾還發展了一個對宣傳內容分析有用的分類體系，即如何引起人們對敵人的仇恨、如何爭取和保持與同盟國及中立國的友誼，如何摧垮敵人的鬥志。
在二戰中他將這一技巧發展得更加成熟，主要運用定量和統計學的方法來進行內容分析。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所保存的「戰時傳播項目」文件，拉斯韋爾對交戰雙方的報紙的內容進行了分析，用表格排列了諸如「戰爭」、「國家」、「和平」和「帝國主義」等詞語的出現頻率，由此得出德國宣傳機構譴責其他國家發動了二戰等結論。正如上文的引言所指出，當時該項目對於內容分析方法的貢獻遠遠大於其對敵方實際理解的貢獻。其次，「他關於政治傳播和戰時宣傳的研究代表著一種重要的早期傳播學類型」。
人們最初對於大眾傳播效果的思想正是來自對宣傳所做的各種分析，20世紀20、30年代有關大眾傳播具有強大效果的「魔彈論」、「皮下注射論」很大程度上是受一戰中宣傳的明顯效果的影響。傳播學理論中至少有兩個重要領域是根植於早期的宣傳研究的，其中一個是態度改變，什麼是改變人們態度最有效的方法？宣傳研究對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初步的解答。第二個領域是有關大眾傳播普遍效果的理論，即，大眾傳播對個人或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這些效果是如何發生的？ 後來由於「宣傳」一詞有了否定的含義而不太常用，宣傳分析逐漸被納入了傳播研究的一般體系之中。也就是說，在拉斯韋爾那裡被稱為宣傳的許多東西今天也會被稱為大眾傳播。「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傳分析的量化、拉斯韋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項目，這三者共同代表著一個轉折點。最終，『宣傳分析』這個承載著價值的術語讓位於『傳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