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策劃書

『壹』 對越戰自衛反擊戰口述史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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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預覽：
對越自衛反擊戰口述史與蒼茫1925遭遇之時
（1） 開題 獨立橘子洲頭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這是青年毛澤東在1925年深秋站立在橘子洲頭寫下的詩篇《沁園春.長沙》中最為膾炙人口的兩句詩句。
80多年前，青年毛澤東的一首《沁園春?長沙》，讓橘子洲名揚天下。
如今，初夏，悶熱，廣州美術學院院長黎明先生的作品——青年毛澤東塑像矗立在橘子洲頭，我站麗在石化像之下，遠觀湘江，南邊的猴子石大橋隱隱綽綽，浮在水面上。水嘩啦啦地盡是北去。湘江水漲，幾乎與橘子洲公園平了。
河西，左宗棠與林則徐的銅像清晰可見。
嶽麓山和天馬山鬱郁蔥蔥。
河東，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組成一個強勢的混凝土森林，與河西的自然之林形成美妙的對比。
要知道，多少英雄豪傑在長沙撒過熱血，拋過頭顱。
（2）《蒼茫1925》（暫定劇名）
祥飛今晚就要到達長沙，是為創作電影劇本《蒼茫1925》而來考察。
我要做好事先准備……
確認後請採納

『貳』 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的作者簡介

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記者、散文作家，擅長紀實性文學作品。出生於白俄羅斯，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已出版的著作有：《戰爭的非女性面孔》、《最後一個證人》、《鋅制男孩》、《死亡的召喚》、《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等。其著作相繼獲得1998年德國萊比錫圖書獎、199年法國國家電台「世界見證人」獎、2006年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等獎項、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

『叄』 文革口述史

許襟

註：上回看到巴里把自己家人的文革回憶貼出來，心裡想，或許我父母的回憶對於這個論壇也是有用的吧，就回家去做了小小的訪談。在這篇回憶的整理中，我把我的提問給省略去了，把我父親的講述連成一個整體。同時，因為我父親的話總是那麼東拉西扯，恐怕難有大家所企盼的東西，但同時又整理上來，以作為「真實」的史料罷——不過，我父親的議論也挺多的，很多都不怎麼「客觀」呢。廢話少說，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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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大概是初二，具體有些想不清楚了。如果說文革後沒怎麼讀書，但其實也沒有什麼遺憾，反正以前的學習也就是混畢業的，畢業以後總能夠進單位的——學校里、勞動局的都會給我們安排工作，只有少部分的人去讀技校什麼的，大學生幾乎沒有聽說過。

文革的開始是從北京那裡傳來的，據說北京有「第一張大字報」了，學校里總有人傳的。於是我們的學校里也就有了紅衛兵組織了，當時好像是兩派，一個是「毛澤東思想」，0一個是「毛澤東主義」，我看這兩幫其實也是差不多的，總之是上面的人斗來斗去，我們小老百姓也就是跟風，湊熱鬧。當年上海的工人的紅衛兵組織有聯司，和一個上海工人糾察隊，斗來斗去的。我當年親眼見到上海體育學院的上體司和運輸公司的斗，一個關了門，一個就用水龍頭沖水，還拿著棍子打人。打死人沒看到，但是打傷的不少。我覺得文革其實就是上面的人在奪權，所以有這么多的幫派，打來打去。說真的，老百姓真的只是湊熱鬧，比如打架，上去打的不少，打傷的不少，可是真的打死的就沒有了，誰要是真的被打死了，就真的是戇大了。

再說我們當時做紅衛兵的時候，學校里不上課了，也不去學校，老師也不吱聲，每天都會有組織里的同學來通知去抄家，抄哪家的家。那些抄家名單都貼在牆上，這些人家看到我們來，動也不敢動，有些還趁著半夜把家裡的金銀財寶的扔到馬路上的倒糞池去，往往每天早上能看到好幾個金戒指。我們抄了家以後就把抄來的交給「組織」了，也不知道他們怎麼處理的。後來聽說北京那裡串聯了，於是上海這里也開始串聯了，不需要組織，帶一點錢，一張學生證，一些全國糧票，就上車了。串聯時，我先是到南京住了一個月，也就是玩了一個月，吃飯只要交糧票就行。然後是66年的十月來到北京，住在永定門那裡的一個獸醫站，離天安門不遠。吃住是每天交三毛錢，吃大鍋飯，吃饅頭。還有人通知毛主席接見我們。接見那天，我們五點就起床了，十點的接見。天安門那裡都有警衛安排我們排好隊，站在那裡，就看到遠遠的有摩托車先開過，再一輛一輛的敞篷車開過，上面有人揮著手，根本看不清是誰。我沒有很激動，其實也不過是來看看熱鬧，很多人都是來「見識」一下的，激動的人也有，但也只能這樣高呼著「毛主席萬歲」。這次接見好像是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完之後就不允許我們串聯了，安排我們回去了。

回去之後就是上山下鄉運動。其實在我們之前也已經有過了，支援新疆，這些人現在年齡大概都要在60以上了吧，還有上海的很多工廠也遷到外地去了。我這一屆是67界，68、69一片紅，全都要下去的。我們當時要是兩個小孩，還可以工礦和農場選一個，不去的話學校天天喇叭來叫，再不去的話，家裡大人的單位也不讓上班，只有獨生子女、殘疾的可以不去，殘疾的工作就去生產組。

後來我就去了江西插隊，去的地方是自己挑的，想想江西是魚米之鄉，就去了。去了才知道那裡是很窮的。當時坐火車去，到了之後還要坐車一天到，是晚上到的，當時村裡的人全拿了火把，來看我們。他們很多都不知道城裡人是什麼樣子的，有些人連火車也沒有聽說過。剛到的時候，真覺得這地方真的和野人的地方一樣，他們說的話我們全聽不懂，當地的男男女女都赤著上身，只有那些沒有出嫁的姑娘前面圍著一個肚兜。我們住的是地主的房子，兩個或三個人一間，被子衣服都是自己帶過去的。我們去的這個地方還算好的，一個全勞動力每天有兩毛錢，我們知青，算七分勞動力，也有一毛五，那些女的就一毛都沒有了。窮的地方全勞動力只有一毛多點，甚至幾分。我們剛去的時候，乾的活有插秧、割麥，冬天還造水庫。後來發現干不幹活都一樣，就睡懶覺，隊長叫也不去了。後來隊里給我們知青就安排了看牛，這些本來都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子乾的，我們看牛的新鮮勁過去以後，隊里又給我們安排了看田，我們看到那些闖進田裡的人家養的豬、雞，就拿棍子打，他們老鄉自己不敢打，我們知青敢打。再後來這些活都不幹了，整天打打牌，反正每天有1000斤谷發給我們，自留地也有，但我們不種，去偷老鄉的菜、偷他們的雞、狗。每次要回上海了，就問隊長借錢。這樣我去了8年多，借了500多元，都不還的。

『肆』 什麼是口述史學

口述史學也稱口碑史學，主要指一種搜集和利用口頭史料研究歷史的方法和流派。口述史學淵源流長，可以追溯到荷馬史詩、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9世紀以前，口頭傳說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來源，直到德國蘭克學派興起，檔案庫的資料被看作最可信的記錄，口述資料才遭到冷落。但是20世紀初年，蘭克學派的治史主張開始受到各國史學家的批評，口述資料又重新受到史學界的重視。1938年，美國歷史學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歷史之路》一書，首次發出開展口述史學研究的呼籲。二戰以後，也就是1948年，尼文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口述史料學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匯編》倒1971年，已收集到2500種各界人士的談話記錄，達2425000頁之多。在尼文斯的帶動下，口述史學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整個西方發展起來。總起來看，當代西方的口述史學和傳統的口述史學已有明顯不同：傳統史學只把口頭傳說當作一種輔助性的東西，而當代口述史學則把口述資料作為研究寫作歷史的主要依據；傳統史學記載口述資料主要靠一支筆和一張紙，當代口述史學記錄資料則廣泛應用了打字機、謄寫機、錄音機、電影、電視等現代化手段；傳統史學對口頭資料的搜集，是一種比較粗糙和簡單的活動，當代口述史學則已經有了專門的理論探討，比較著名的成果有美國歷史學家W．鮑姆的《口述史料的抄錄與編寫》、S．柯蒂斯的《口述歷史指南》P．湯普森的《往昔的回聲：口述史學》等等。另外，當代口述史學也逐漸有了自己的組織。1966年，美國口述史學的研究機構已超過90個，1967年，成立了美國口述史學協會，1971年出版了《口述歷史評論雜志》；傳統史學的口述資料主要來自社會的上層，當代口述史學則把注意力集中在社會的下層。例如在美國，以往不受重視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口述史學得到較大發展，口述資料在社會史、地方史、企業史、勞工史、城市史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運用。從這一點上來看，口述史學的出現適應了當代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

口述史學在西方史學研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首先，口述資料可以作為文獻資料的補充。當代西方的口述史學家都強調指出，口述資料和文獻資料在歷史研究中各有利弊。文獻資料的優點是排除了心理因素，從時間上看，事件發生當時的文件和書信比後來記載下來的口述資料更可靠一些。但如果文獻資料遭到有意無意的曲解，任何人都毫無辦法，因為一些文獻當事人已經死亡，而口述資料的當事人卻是活的，歷史學家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立場對口述資料作必要的修正。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口述資料反而比文獻資料更加真實。其次，口述史學恢復了普通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傳統史學所以忽視人民群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料不足，而口述史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另外，口述資料的應用還使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認識更加全面。過去的文獻資料大都來自統治階級，往往是一面之詞，而口述史學則揭示了被統治階級的看法。第三，口述史學再現了落後國家的歷史，有助於打破歐洲中心論的傳統模式。比如非洲歷史上就幾乎沒有什麼文獻記載，在殖民者的歷史著作中，非洲史不是一片空白，就是遭到污衊和歪曲。非洲獨立以後，一些研究非洲歷史的學者到各個部族收集口述資料，取得了豐碩成果。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分析，最終恢復了非洲歷史的基本輪廓，肯定了非洲人民對世界歷史的巨大貢獻。第四，口述史學還是一種動態的歷史教育方法，其通俗、生動、形象的特點容易引起教師和學生的興趣。美國許多大學和中學都把口述史學作為正式的歷史課程，有的大學還設置了口述史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

但是口述史學存在的問題也是很明顯的，比如口述資料往往帶有一定的片面性，采訪誰不採訪誰都是由口述史學家決定的。史學家的立場是否公正，材料來源是否可靠，這些都值得懷疑。口述資料有時可能脫離歷史實際，因為口頭傳說往往都是一代人一代人傳下來的，難免有些誤差。另外，口述史學只適用於缺少文獻資料的特定領域和細小的問題，對於研究比較龐雜的問題就不太適合。對於以統計為主的經濟史和以原始文件為主的政治制度史，口述史學也難有用武之地。

摘自：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世界史配套教材·現代卷》

『伍』 方軍的采訪記錄

抗日戰爭中，長沙會戰非常慘烈，2011年正計劃到長沙采訪親歷過長沙會戰的人。方軍曾在廣州采訪到三位曾經參加長沙會戰的原中國政府軍老軍官。他目前最大的願望是，長沙能有單位與他聯系，請這三位曾經在長沙地區與侵華日軍血戰的老軍官故地重遊。
「在抗日戰爭中第一次長沙會戰，中國軍隊消滅侵華日軍3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國軍隊殲滅侵華日軍4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侵華日軍5萬人。」幾年來，方軍一直在忙著采訪那些親歷過抗日戰爭的老人，並將他們稱作親歷抗戰的最後一批人。為采訪這些人，方軍赴日本，到緬甸，走遍了全國各地，耗費了無數的財力和精力，成了中國作協為數不多的現代抗戰文學作家。爭分奪秒「搶救」「最後一批人」 采訪10種人：1979年，方軍從部隊復員回到北京。次年，他開始了4年的夜大日語學習，畢業後，在日本《讀賣新聞》北京分社給日本記者當秘書，1991年赴日本留學，一邊打工掙學費，一邊采訪當年的侵華日軍老兵。回國後，方軍寫了他的成名作《我認識的鬼子兵》，引起轟動。在他48歲時被安排自願離開工作崗位，專門從事寫作。真實地記錄這一段歷史，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是方軍的夙願。
他執著地追趕訪采寫「最後一批人」。他把自己采訪的人圈定為10種人：老八路新四軍，國民黨抗戰將士，東北聯軍，侵華日軍老兵，被強擄的勞工，被日軍強擄為性奴隸的所謂慰安婦，戰爭細菌戰受害者，愛國華僑，日軍子女、國軍子女，美軍飛虎隊等。 方軍把這10種與抗戰有關的人，稱為親歷抗戰的最後一批人。方軍采訪他們寫成的書，就叫《1931-1945親歷日本侵華戰爭的最後一批人》，現已出到第三冊。搶救史料：在方軍的寫作中，兩個關鍵詞使用頻率很高。其一是「搶救」。他說：當年的戰爭見證人大都垂垂老矣，平均年齡在80歲以上，「今天他同我談話，也許明天就只有照片了，如果我不去采訪記錄，活在他們心中的那段記憶就不復存在了。誇張地說，歷史的一頁就這么翻過去了。」因此，方軍以一種爭分奪秒「搶救」史料的心態進行采訪寫作。面對那麼多需要記錄的人，方軍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壓力。他說，我每天都在寫，可還是追不上，很多該去采寫的人因為精力與條件有限不得不放棄了。一次，有人約他去訪29軍敢死隊隊員楊雲峰，就因為花銷問題，他沒有積極響應，不久後楊雲峰就去世後，使他後悔不迭。其二是「口述史」。方軍多次提到：在「博物館學」里有三個名詞：人證、物證、口述史。方軍對「口述史」情有獨鍾，少年時代，有兩部歷史叢書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部是《紅旗飄飄》，一部是《星火燎原》，共有幾十本，數百親歷者親口講述，記錄了中國革命進程中整整一個時代人的命運和思想。抗日戰爭也是一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鴻篇巨制，方軍認為，他寫的兩本書都是抗日戰爭的口述史，「我填補了兩個空白，一是讓中國人了解了老鬼子；二是告訴大家當年的抗戰老兵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
10年中，方軍的足跡遍及全國甚至延伸到國外，一共采訪了300百多人，受訪者的年齡跨度從66歲到105歲，都是當年抗日戰爭的親歷者、倖存者。從《我認識的鬼子兵》到《最後一批人》，到已經殺青的另兩部記述親歷抗日戰爭老人故事的書稿《戰爭最後的證言者》和《戰禍的記憶》，方軍這些年所寫的，全部都是抗日戰爭紀實文學。方家灰白的牆壁上，貼滿了他采訪抗戰人物的照片、通信地址、電話號碼、采訪寫作計劃和一些單頁的書信。地上、桌上和書架上都分門別類地放滿了各種抗戰資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他為所采訪過的300多人建立的檔案。
方軍認為，每個日本人都具有雙重性，他既可能殺人放火，也可能搖動櫻花，關鍵是要限制罪惡的產生。他采訪了很多普通的日本老兵，他們在回顧戰爭狀態下犯罪的經歷，面對我的采訪，他們懺悔，謝罪。所以，每一個普通人只要給他一個狀態，他就可以產生什麼樣的能量。」 2007年7月7日，親歷過「七七事變」的國民革命軍29軍9名老兵，在時隔70年之後重登盧溝橋。他們在盧溝橋上，列隊報數，舉手敬禮，緬懷戰友，引起了廣泛關注。
他發起和策劃抗戰老兵重聚盧溝橋活動。作為一名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退伍軍人，他覺的這是義務。
方軍父親兄弟三人都是冀中軍區的八路軍，呂正操將軍的部下。叔父在與侵華日軍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戰斗中犧牲了。伯父是八路軍區長，但不幸被漢奸出賣，可他在敵人面前威武不屈。這是他不遺餘力宣傳抗戰老兵的重要動機和原因之一。
他與這些八九十歲的抗戰老兵結下了不解之緣。多年來，他已采訪過數百位親歷過抗日戰爭的人，並為此耗費了無數的財力和精力，但他從未退縮過，後悔過。 他說「就是一生當個最窮的作家，也要把追訪抗戰最後一批人的事堅定不移地做下去！」 方軍有很多賺錢的機會，但他都不假思索地放棄了。他一直四處奔波采訪親歷抗日戰爭的老人，根本無暇他顧。一次在昆明采訪中，他得知當年在緬甸，對日作戰中，國民黨軍200師少校軍官張家福把犧牲的戴安瀾將軍一直背回國內，他為這樣的軍人而感動。於是很快辦手續去緬甸采訪，花三個星期重走了200師當年撤退的全程路線。
采訪數百位「最後一批人」，需要大量的經費支持，由此耗盡了方軍幾乎所有的財力。采訪參加台兒庄戰役的敢死隊隊長仵德厚時，他向所在單位申請了3年，一直得不到支持，後來只得自費去采訪。方軍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在北京這個大都市裡，生活拮據可想而知。那方軍采訪的費用從哪裡來呢？他笑了笑說有辦法：他把自己比較寬敞的住房租出去了，然後租住小房。用上海淞滬抗戰館沈建中館長的話說：「方軍的家，那就是家徒四壁。」
方軍的家倒很像抗戰展覽室。一幅銅制的盧溝橋照片，放在屋裡的醒目位置:橋上堆有國民黨29軍抗擊日軍的沙袋，侵華日軍舉著他們的太陽旗趾高氣揚地從橋上通過……方軍幾乎天天看到這個鏡頭。這張由侵華日軍在1937年7月拍攝的照片，天天提醒他該思考什麼，該做什麼。方軍在家裡收集著與抗戰有關的資料，思考著與抗戰有關的問題，記錄著抗戰時期有價值的點點滴滴，彷彿跟窗外喧囂的都市隔著一個世界。他說，每天看到屋裡的這些東西，他便忘了窗外的世界。這些得來不易的「人證、物證、口述史」資料每時每刻都在激勵著他，勇敢地走下去。就是一生當個最窮的作家，也要把追訪抗戰最後一批人的事堅定不移地做下去！ 在日本留學時，方軍一邊讀書，一邊打工。一天，他在一個工廠里打工，一名叫小林勇的老頭問他是哪裡人，方軍回答從北京來的。小林勇說，他l938年在北平，當時他們是佔領軍。
這是方軍遇見的第一個侵華日軍。後來，小林勇又給方軍介紹了一些侵華日軍老兵。經歷6年的千辛萬苦和艱難曲折的采訪，方軍先後采訪了20多位原侵華日軍老兵。這些侵華的老兵有的也反思到自己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也懺悔也認罪，有時也有意或無意地向方軍講一些他們過去在中國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1997年12月，《我認識的鬼子兵》出版，成為當年10大暢銷書之一，得了四項國家級大獎，且出了繁體版和日文版，還名列被盜版書的首位。
方軍恨「鬼子」，可侵華日軍老兵還就認方軍。《我認識的鬼子兵》出版後，不少侵華日軍老兵給他寫信，表示懺悔之意。有些侵華日軍老兵來中國謝罪，就住在方軍家裡，方軍還陪同他們去謝罪。這些謝罪行動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在盧溝橋下跪」了。
2005年5月19日，91歲的日本侵華老兵本多立太郎在盧溝橋下跪謝罪。 當時，正是日本個別領導人無視自己的承諾，一而再、再而三地供奉靖國神社，中日關系再一次陷入緊張狀態之際，老兵一跪，意味深長。
而促使本多來中國下跪謝罪的，正是方軍。方軍與本多結識8年，通信200多封。此次本多來北京就住在他家，本來已說好第二天要去盧溝橋下跪了，可是本多的態度有了反復：「明天我不能下跪謝罪了。我91歲了，無所謂。可我還有子孫呀！我應該為他們考慮。」怎麼辦？方軍靈機一動，把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照片放在桌上。看到這張照片後，本多次日在盧溝橋如期下跪謝罪。 2005年5月19日，新華社將91歲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下跪北京盧溝橋的照片傳遍中國。
方軍還與6個侵華日軍老兵保持通信聯系，十多年收存的侵華日軍老兵的來信就有300多封。這些信大多是以謝罪、反思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