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宣傳片

Ⅰ 徽州及徽商的文化歷史

徽州文化

談徽州文化，我們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徽州，作為一個地域的名稱，有著悠久的歷史。其前身經歷了從"三天子都" "蠻夷"之地屬吳、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長歷程。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為徽州。在此後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稱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國務院批准成立地級黃山市時止。現在我們講的徽州地域包括：黃山市的歙縣、黟縣、休寧縣、祁門縣、屯溪區、徽州區和黃山風景區；宣城地區的績溪縣和江西婺源縣等。盡管千百年來，朝代的不斷變更，名稱的不斷變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對穩定，這就為徽州文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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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文化歷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屬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和婺源六縣經商之人。多數學者認為，徽商始於南宋，發展於元末明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嘉靖，清代乾隆達到鼎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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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
在漫長演進的中國封建社會，徽商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的產生、崛起、興盛和逐漸從頂峰消退，這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這樣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的必然出現，這樣一個動態發展過程的演進，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又和中華文化大背景、和長三角歷史地理條件緊密相關。古徽州山多田少人眾，許多人必須「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經營四方以就口食」。這一義，無反顧的「丟」，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一條生存新路的開辟，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一步很了不起的邁進。「徽民寄命於商」，是一種生存選擇，是一種順時應變。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為中原移民，頑強的生命力是構成徽人開拓性的重要基因。徽人不僅在儒學原典中發掘到不少「士商異術而同道」的理論依據，而且在明清實學思潮特別是王學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鮮的思想營養，「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商賈何鄙之有」的吶喊給徽人為商者「治生為先」信心的堅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現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廣闊的中國長三角大市場。南宋以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臨安(杭州)都城的繁榮，使長三角逐漸成為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這一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徽商憑便利的新安江水運手段輸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產竹、木、茶、石料、葯材、紙張等有較大需求量。在長三角大市場里，徽商進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搶佔先機經營鹽業，獲得了商業的空前發展。典當等行業也在江浙兩淮遍地開花。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徽商，「賈而好儒」，將儒、官、商進行了靈動的．協調，交替為用，以儒飾賈，以仕護商，以商促仕，終於在長三角這一得天獨厚的大市場上首先創出了一片天下，贏得了「無徽不成鎮」的聲望。
正如葛劍雄教授所言，商的興衰，說到底一靠市場二靠商品，在某些時候，這些客觀因素甚至是決定性的。清道光以後，江浙兩淮的地利之便，泛長三角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崛起。受外國資本主義工商影響，這一帶新型工商業快速發展，沿海浙商、廣東粵商崛起，而傳統工商業則逐漸衰竭，一落千丈。徽商主要從事鹽、典當、茶木等傳統的商業，隨著時間推移，清廷官鹽經銷制度的改變使徽商失去了鹽業專利之優勢，機器生產方式又占盡了徽商一類傳統商人手工作坊生產之先機。特別是咸同太平天國戰亂，泛長三角兵荒馬亂，徽商昔日快意馳騁的天地已成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戰亂將平靜的徽商故里變成了拉鋸戰場和荒野廢墟，「十室九空」。這場戰亂對徽商的打擊是致命的。在變化了的時勢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式和發展思路，順應時代潮流，實現了自己的近代資本主義的轉變，有的則定居經營之地，成了近現代的寧波商、浙商、廣商。所以梁小民教授認為，說徽商清末以後衰敗並不確切，其實是分化了。當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們則在外國列強擠壓和自身的種種局限制約之下r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需要注意的是，徽商這種從歷史顛峰的消退，徽州各縣的徽商並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後，徽商鹽業整體消退，而茶、漆、醬行業仍鼎行一時。婺源、黟縣的徽商則在道光以後的仍在各地浩浩盪盪開辟新的市場，直至民國時期，還出現了周仲友、吳榮壽，鄭吉仁、周綏之、程霖生、曹廷聲這樣一大批名傳內外的徽商。
至於有人提出，為何當代以來徽商已銷聲匿跡，風光不再?眾所周知，公私合營以後，社會主義工商改造，傳統意義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條件，長期的「滅資興無」一直發展到「堅決打擊投機倒把」，「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哪個徽人還敢執意經商「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是徽商後代湮滅了當年先輩們的開拓闖勁，思想太保守太陳1日，而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市場和商品的條件。改革開放以後，深圳、廣東，泛長三角商潮洶涌，在「南下」、「東進」打工經商熱潮中， 當代徽商也正在嶄露頭角，上海碼頭的歙縣徽商，把徽菜館開到歐洲的槐塘農民，把茶葉叫響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們正在和繼續承傳徽商的優良傳統，創造新時期的更大輝煌。
因此，我們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看作一個動態的歷史演進過程，才能理解種種似乎矛盾的徽商現象，恰如其分地評析影響徽商興衰的內外因素，准確把握歷史背景，不至於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論。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縣自宋以來先後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內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經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統稱。歷史妁徽商，時間涵蓋宋以來直至民國；地域包括一府六縣以及周邊民眾之為商者，也還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經商者。「徽商」是一個百業齊備、組成龐大而復雜，主要以血緣、地緣、人緣為紐帶維系的地域商幫，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相對於晉商、粵商、龍游商等等而言的一個特定人物群體。
這樣一個跨時宋、元、明、清、民國數百年的龐大特定人物群體，在各類史志、各種宗譜、族譜、家譜及有關文獻記載上有名有姓有事跡可尋的不下數千上萬，僅一部光緒《婺源縣志》，就載有婺源徽商千餘人，那些因種種原因不見記載的徽商，其數目也不在小。要評析和把握這樣一個龐大人物群體的整體特性，准確認知其「主體形象」，似乎有幾點是需要充分註：意的：我們既要把握徽商的總體共性特徵，又要同時關注其群體內部千差萬別的個性表現，從這些豐富的個性內容中准確地歸納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我們應該堅持從徽商客觀實際，史料文本實際出發，認真對這一龐大人物群體作多種視角、多個層面、多種思維方式的量化統計和分析，將個案分析和整體把握相結合，而且這種量化統計和分析必須是比較科學的，比較全面的，比較系統的，而不是主觀、隨意和嚴重殘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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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電視連續劇徽商片尾曲（不是大清徽商）

走 別走 生死不松你的手

Ⅳ 徽商的劇情簡介

紀錄片《徽商》，以多元的歷史文化視角，第一次真實而全面地再現了徽商的輝煌歷史及其所承載的深厚的徽州文化，展示了徽商由興至衰的歷史過程，分析了其背後的自然、政治、歷史、文化等深層原因，並通過徽商這一濃縮的商幫群體活動為明清時期的徽州及江南城鎮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動的商業文化圖像。
多元文化視角的在《徽商》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其素材來源可信科證，卻又不拘一格。全片既融合了紀錄片的影像沖擊力和寬容的文化態度，又保留了專題片雍容華貴的敘述風格和影像美感，在敘事方式上也張馳有度，注重故事的情節化與細節的描繪。是一部品位、特色俱佳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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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徽商的形成

徽商，指明清時期徽州府所轄歙、黟、休寧、績溪、祁門、婺源六縣商人集團。徽州古稱新都、新安、歙州，因此在文獻記載中，又習稱徽商為新都商人、新安商人、歙商。
徽州境內的山地及丘陵佔十分之九，群峰豎立，高聳陡絕，開發艱難，即使勉力墾辟，種上農作物，收成也很難保障。山間常有暴雨，有時一天之內降雨量可達100毫米以上。這些雨水頃刻之間瀉入盆地，而盆地出口處大都是狹窄的山谷，宣洩不暢，容易造成水災，沖壞房屋、莊稼，對人民生命財產也有威脅。
由於自然條件惡劣，生產技術低下，因此用力甚勤，所得甚寡。一畝地的收入往往抵不上蘇州、湖州等富庶地區的一半。唐宋以後，隨著人口的增多，開始出現收不敷食的情況，百分之七十的食糧仰賴江西和江浙供給。為了獲得換取食糧的貨幣，徽州人充分利用當地山青水清的自然地理特點，開展多種經營，如植茶、造紙、制墨、制硯等，形成了徽州土特產豐富和手工業發達的經濟特色。
徽州植茶始於南朝，唐代已成為全國著名的產茶區。唐咸通三年(862年)，歙州司馬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閭門溪記》一文中曾指出，當時的祁門縣山上遍植茶樹，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業茶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雲集。宋代，徽州茶的名目和等級繁多，有勝金、嫩桑、仙芝、來泉、先春、運合、華英等名品茶，還有不及號的片茶八種，散茶則統稱為茗茶。這表明宋代徽州的制茶業有了高度發展。
唐代，徽紙就已經成為貢品。到了五代，造紙工藝不斷提高，所制徽紙長的可以五十尺一幅，首尾勻薄如一，一些山民甚至以紙為衣。南唐後主李煜擅詩詞書畫，長期視徽紙如至寶，特辟「澄心堂」來貯藏。南唐覆亡，澄心堂紙落至北宋一些詩人、畫家和文學家手中，一時名聲大噪，梅堯臣賦詩稱贊「滑如春冰密如繭」。歐陽修、蘇東坡、宋敏求也曾作詩相贊。宋時，徽州已經成為全國的造紙中心之一，僅上貢紙每年就需四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二張，其中還不包括學士院和右漕要紙以及鹽、茶、鈔引用紙。
徽州制墨始於唐末，河北易水制墨名家奚超、奚廷硅父子流亡至歙，見徽州的松樹品質佳，是造墨不可多得的極好原料，於是居家於歙，專事制墨。奚氏父子用黃山松製成的墨「豐肌膩理，光澤如漆」(李孝美《墨苑》)，深受世人喜愛。廷掛弟廷寬、子承宴、孫文用，綿延不斷地繼承了奚氏制墨家法，並且一代更比一代強，遂致徽墨聲譽日高。李後主對奚氏墨非常賞識，特賜奚氏一家為國姓——李，並提拔文用之子惟慶為墨務官。在奚氏一家的帶動下，徽州制墨業迅速發展，涌現出耿遂仁、耿文政、耿文壽、耿德、耿盛、朱逢、張遇、潘谷、戴彥衡、吳滋等一大批制墨高手。
歙硯製作始於唐代。開元中，有獵人葉氏追逐野獸至婺源縣長城裡，見石壘如城，瑩潔可愛，便帶回家，粗琢成硯，溫潤程度比端硯還要強。後來葉氏將此硯送給縣令，縣令甚愛，訪得名工匠精雕，從此歙硯名聞天下。五代時，歙硯已成為天下瑰寶，梁太祖朱溫用以賜人。南唐元宗李壕精意翰墨，歙州太守獻硯，並薦硯工李少微。元宗見硯大喜，擢李少微為硯官，專事督采歙石，並派石工周全從其學習雕硯技藝。宋代，制硯業得到更大的發展，硯石取材也不再局限於婺源龍尾山，祁門細羅紋石、歙縣刷絲石都成為制硯的好材料。宋理宗趙昀的「椒房之親」謝暨知徽州，每年都要向理宗進貢澄心堂紙、李廷硅墨、汪伯立筆、羊頭嶺古坑硯，時稱「新安四寶」。
木材也是徽州重要的輸出品。徽州的林木資源十分豐富，有松、杉、梓、械、梧、禱、榆，槐、檀等樹種，尤以松、杉為多。每年春汛，徽人伐木紮成木排，沿新安江而下至杭州，然後轉運江南各地。其他土特產和手工業品還有桑、麻、漆、竹編、香菇、木耳等。
徽州山多田少，因糧食不足而盛產土特產與手工業品的經濟結構，對商業的發展起到了刺激作用。水路的便捷又為商業的發展捉供了可能，輸出特產和手工業品，換回糧食。這種經常性的交換，使徽州人不斷地積累從商經驗。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下，徽商逐步成長起來。
徽州商人是指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是指徽州商幫，兩者是有區別的。徽商作為一種鬆散的商人幫伙，形成於明代中葉即公元1488年前後。
徽商的形成有以下幾個特徵：一是徽州人經商風氣開始形成，人們摒棄了以經商為恥的傳統觀念，紛紛走出家鄉，到外地經商，活躍於各地市場。二是徽州人結伙經營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大家以宗族鄉里關系為紐帶，結成規模龐大的群體。其中資本雄厚的商人首領對眾商予以財力上的支持，並在業務上加以指導。遇到需要大數量資金的商業項目，也能夠協同經營，利潤共享。三是「徽商」、「徽賈』』作為一種特定概念的名詞，被當時的人所廣泛應用。由於徽商有其共同利害，共同特徵，他們又往往結伙經商，共同行動，所以人們在實際生活中已把徽商視為一個群體。四是作為徽商骨幹力量的徽州鹽商已在兩淮鹽業中取得優勢地位。

Ⅶ 《大清徽商》的片尾歌曲叫什麼

《大清徽商》片尾曲

《心殤》

演唱:劉燕燕

飛散的花兒
帶著殘韻
輕輕落在水裡

水中的月影
隨波碎去
猶如今夜我心

霓裳難自舞
瑤琴久塵封
好景轉眼又成空

破碎的心啊
象那花兒
塵世飄零誰問

霓裳難自舞
月下金樽空
只惜無人相與共

夜空雨灑落
酒已成歌
遙望蒼穹寄語

Ⅷ 徽商的歷史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成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經營達到極盛。從清道光、咸豐時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於斯、長於斯的徽商，一個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課題，向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范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地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重農抑?quot;，沖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當然，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那麼，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是什麼呢：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世紀之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於加快現代化步伐。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近年來假冒、偽劣、坑蒙欺詐、非法牟利常有出現。對此我們一方面需加強法制建設，另一方面加強道德教育，重視商業文明建設也極為重要。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