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人生平

㈠ 夏夔的人物生平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幹事、區委書記、科長、中共監沔縣委宣傳部長、新四軍襄南指揮部秘書等職。1946年後，任鄂西北軍區分區宣傳科科長，中原軍區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參加了中原突圍和西南等戰役。參加了多次反日偽「掃盪」、重建洪湖抗日根據地等戰役戰斗。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團總支部書記、副科長、科長、大隊副政治委員、營政治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等職，參加了「中原突圍」、阜陽、高山鋪、橫溝市、三江口、江漢、沙市、宜昌等戰役戰斗。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宣恩縣委副書記兼縣長、湖北軍區後勤部直屬政治部副主任、科長、武漢市兵役局副局長、湖北省軍區漢口軍分區副司令員，武漢軍區政治部群眾工作部副部長、部長，武漢軍區軍政幹部學校副政委、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等職，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曾獲三級解放勛章、獨立功勛榮譽章。
一所學校讓他堅定了一種信念
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了更為艱苦的時期，已經15歲的夏夔，從沔陽縣城的震旦中學回到了家裡，他目睹敵軍、土匪搶掠騷擾，人民群眾的深重災難，心中苦悶至極。正在這時，他的父親不知從哪裡得來的信息，設在松滋劉家場慶賀寺的湖北省第四區簡易師范學校附中部招生，由於當時沙市、宜昌一帶尚未淪陷，相對比較安全，父親為了夏夔的安全，把他送到了那所學校。
一踏進學校，夏夔就像走進了一個新的天地，學校的政治空氣濃厚，師生的抗戰熱情很高，同學們唱的都是像《我們在太行山上》《游擊隊員之歌》《黃河大合唱》等一些他從未聽過的慷慨激昂的救亡歌曲，辦「壁報」、開晚會、搞校外宣傳，都圍繞著抗日救亡這一主題。在課程設置上，學校除了統一規定的國文、數學、理化、英語等外，還增設了「抗戰知識」這門課，專門講授抗戰的理論和實踐。平時，他在學校圖書室里，如飢似渴地讀進步書刊，比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魯迅的《吶喊》《彷徨》，蘇聯作家的《鐵流》《毀滅》等。
當然，一個人的思想轉變不能完全來源於書本知識，夏夔能夠走上革命的道路，與老師的教誨和影響是分不開的。這所學校名義上是國民黨政府「官辦」的，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爭取和培養青年學生的革命學校，老師中大都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學生，是「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學校的教導主任田綏祥經常用「前方打仗，後方打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等生動、形象的語言來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消極抗戰。訓育主任史林峰根據《論持久戰》《平型關大捷》《八路軍在敵後》等書籍編成「抗戰知識」講義，深入淺出地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和國民黨的節節敗退作了鮮明的對比。所有這一切，使年輕的夏夔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憧憬。
讓夏夔至今難以忘懷的是，1939年的寒假，他因離家較遠，路上又不安全，留在學校和一些家在淪陷區的師生一起過年，大家利用這個機會，在一起「指點江山」，分析抗戰的形勢和前途，討論時代青年的理想和使命，探索中國的未來。那份激動，那份壯志，讓老將軍現在依然激情難抑。
在學校師生的教育幫助下，夏夔的認識不斷提高，在革命的搖籃里鍛煉成長。1940年3月18日，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他又擔任了附中部學生黨支部書記，還當選為學生自治會總幹事。1941年3月「皖南事變」後，他轉移到鄂豫邊區參加新四軍，加入到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行列。
一場戰爭讓他接受了一次洗禮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從峨眉山走下來，在美國的幫助下，迅速搶佔一切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悍然發動內戰。戰斗在武漢周圍的新四軍第五師首當其沖，數千名浴血抗日的新四軍幹部戰士被迫實行中原突圍。
1946年6月，由於國民黨軍隊步步緊逼，夏夔所在的江漢軍區部隊從楊家河等地出動，進到柳林店整編，天漢中心縣委的部隊和軍區警衛營合編為警衛團，夏夔任團部總支書記。整編後的部隊迅速西進，夏夔隨警衛團經保康縣的報信坡進入鄂西北大山區。夏夔告訴我們，部隊越往西走，越感到溝深坡陡，山一座比一座高，一上一下少則要走二三十里。談起這段行軍經歷，老將軍不禁詩興大發：每每爬到半山腰，只見頭上月明星稀，腳下雲靄繚繞，真是「舉頭明月近，回首白雲低」啊！
但行軍中更多的是辛苦和磨難，其艱苦程度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像的。每到一處，部隊總是用自帶的食鹽和銀元向當地老百姓換點糧食，大部分時間得靠吃玉米糊和南瓜湯果腹，這對於來自「魚米之鄉」的夏夔來說，簡直是一種煎熬。有一次，部隊行軍一整天，晚上只得露營在高山上，戰士們都沒有吃東西，而方圓幾里路才有一戶住著茅草棚的人家，司務長只好給這戶人家幾塊銀元，在他家地里掰了幾十個玉米棒子，分發給戰士們在火上烤熟後充飢。或許是太餓了，夏夔一連吃了好幾個，喝了幾口冷水後睡覺了。第二天，他開始拉肚子，一天得拉十幾次。夏夔慌了：要是因為這病跟不上部隊，就得留下來，這該怎麼辦呢？幸好衛生隊長給了他一小瓶「鴉片酊」，讓他一天幾次舀點路邊溪水沖服，才制服了這個行軍的「攔路虎」，避免了「掉隊」。
整整一年的中原突圍，夏夔隨他所在的部隊先後轉戰鄂、豫、陝、湘、皖五省，四渡襄河，兩渡長江，六涉淮水，四次跨越平漢鐵路；參加大小戰斗300餘次，歷經80餘縣，行程逾2萬里。回憶起六十多年前的這次戰役，夏夔如數家珍。
一次營救讓他結下了一種情誼
1944年5月上旬的一個下午，在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襄南指揮部駐地江陵縣趙家堖，時任指揮部秘書的夏夔正在寫材料，忽然，「快來看啊」的喊叫聲和奔跑的腳步聲響成一片，出於好奇，他隨著人群朝小河邊跑去，只見一隻小木船正在靠岸，船艙里坐著一個身穿飛行服的碧眼金發的青年軍人，護送的有兩名帶槍的游擊隊員，撐船的是一個五十開外的老民兵。這個「洋人」上岸後，用驚疑不安的目光東張西望，似乎想要尋找什麼，夏夔把他帶到指揮部政委李人林的住處，「洋人」顯得更為惶惑、緊張。夏夔用自己早年學的一點英語單詞，結合手勢和他攀談，得知他叫萊威士，美國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他駕駛一架P-40戰斗機從湖南芷江基地起飛，掩護轟炸機群轟炸武漢的日軍軍事目標，但在返航途中被日軍高射炮擊中油箱，不能繼續航行，只好跳傘，幸好被當地農民救起來。
為了這位美國飛行員的安全，防止日軍的突然襲擊，當夜指揮部機關轉移到一個比較偏僻的村莊，受組織派遣，夏夔與萊威士同住在一個農民家裡，他們每天用手勢和英語單詞交談，難免會鬧出一些笑話。一個多星期後的一天，夏夔告訴萊威士，新四軍將派部隊護送他到美軍司令部，然後從那裡到重慶，萊威士十分高興，一天要問幾次「什麼時候能動身」，一次，夏夔聽說萊威士明天可以走，就興沖沖地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哪知因故推遲到了後天，萊威士十分焦急，夏夔想告訴他，後天一定可以走，但不知道「後天」用英語怎麼說，只好先說「Tomorrow」，然後用手一翻，又說了一遍「Tomorrow」，萊威士怔了一下，然後大笑起來，高興地糾正道：「After tomorrow.」
萊威士臨走的那天下午，專門交給夏夔一封信，他要告訴以後再遇到危難的美國人，如果他們不幸遇到困難了，千萬不要憂愁，這里的軍民是真正抗日的朋友，一定會使他們生活得很愉快，並能幫助他們回到自己的部隊……
沒過幾天，新四軍在洪湖又營救了一位名叫白勞德的美國中尉飛行員，他在路過襄南指揮部時，夏夔把萊威士的信給他看，他很受鼓舞，還連連念叨：「我們認識！」
這種國際友誼一直延續到了現在，2002年5月，白勞德來中國旅遊時，專門到北京與夏夔見了面，他告訴夏夔，萊威士還健在，他們每年都要見一次面。
一個「特使」讓他贏得一種信任
1991年4月5日是新四軍第五師建軍50周年紀念日，湖北省准備舉行紀念大會，去函邀請時任師長的李先念、代政委任質斌到會講話，或者發去賀信，當時已是全國政協主席的李先念正在主持召開政協會議，難以抽身，找任質斌商量，兩位老首長一致認為：湖北的大悟縣有個烈士陵園，還有一座烈士紀念碑，不如派兩個人作為代表，直接去大悟縣向烈士紀念碑獻花圈，4月5日又恰好是清明節，還可以到烈士陵園掃墓，以表示對烈士的哀悼和懷念。後來，兩位老首長一合計，從在京的五師人中，挑選年紀較輕、身體較好而又熟悉五師歷史的夏夔和黃永貴，分別作為李先念、任質斌的「特使」，到大悟縣參加紀念活動。
遵照兩位老首長的指示，夏夔與黃永貴按期抵達大悟，參加了數千人的紀念大會，向烈士紀念碑敬獻了由李先念、任質斌署名的兩個大花圈，瞻仰了烈士陵園，並委託大悟縣委書記在大會上向群眾轉達了兩位老首長對老區人民的問候，感謝他們在革命戰爭年代對新四軍第五師的巨大支持和無私奉獻，祝願老區人民迅速擺脫貧困，走上富裕之路。隨後，夏夔和黃永貴訪問了滾子河、白果樹灣及宣化店，參觀了大悟縣革命陳列館、五師和中原軍區領導機關所在地以及李先念的故居，會見了當地的父老鄉親。完成任務回到北京，夏夔及時向任質斌匯報了情況，李先念也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兩位老首長都詳細地詢問了老區的近況。談及這次「特使」經歷，夏夔總是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對老首長的這份厚愛和信任表達深深的謝意。
一份淡泊讓他保持了一種操守
1979年元月4日，夏夔調到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先後任副主任、主任，在這期間，他著力抓了部隊的組織工作，配好配齊了政治幹部，同時，統一完善了幹部政策，雖然一直從事政工工作，但他始終兢兢業業，毫無怨言。
198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裁軍工作正式啟動，基建工程兵部隊首當其沖，夏夔隨著這股洪流「歇崗」了，他有過彷徨，有過失落，但並沒有意志消沉，更沒有怨天尤人，那種淡泊名利的觀念支撐著他的「賦閑」歲月。後來國家開始給軍人授軍銜，夏夔也沒能趕上，直到1991年離休時才當上了將軍。
對自己的子女，夏夔也是「不管不顧」，他有四子一女，雖然現在個個都幹得不錯，但沒能得到父親的照顧，他的老伴張菊生老人向我們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前些年，與老大夏鶴一同進入提拔行列的有五人，她要老頭子出面打打招呼，好讓夏鶴順利晉升，但他不為所動，結果其他五人都得到了提拔，只有夏鶴一人「原地踏步」。談及此事，已是武警指揮學院院長的夏鶴說，要想改變從戰爭中走過來的人的思想很難，但我能理解老爺子。
有人說，一個老將軍就是一本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活教材，這話一點不假。夏夔從革命的熔爐里鍛造出的那種堅定的信念、那種正直的品格，無論何時何地，永遠都不會過時。

㈡ 林獻堂的人物生平

他出身台灣台中望族霧峰林家，誕生於阿罩霧（今台中市霧峰區），為霧峰林家頂厝支系中5位堂兄弟的老三，因此又被人稱阿罩霧三少爺。父親林文欽是清末舉人與林朝棟同輩。
7歲時，林獻堂於自家開設的家塾蓉鏡齋接受漢學教育。14歲時，台灣依《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家族在林獻堂祖母羅太夫人的命令下，遷往福建泉州，不過幾年後又決定返台。
1899年（明治32年），專心於經營外銷樟腦的父親林文欽於香港病逝。林獻堂於19歲時接掌家庭事業，之後台灣總督府為拉攏他，委任他擔任霧峰參事、區長（1902年），並於1905年授予紳章，同年出任台灣制麻株式會社取締役（相當於董事）。
1902年，林獻堂曾任霧峰參事、區長，並於1905年被授紳章。
1907年，於日本奈良旅行時與中國戊戌變法領袖大將梁啟超會面，而受到愛爾蘭爭取自治的影響，因二人方言有礙交流，遂以筆交談，留下大量珍貴史料。
1910年，加入詩社「櫟社」。
1913年，與台灣北、中部士紳向總督府請願，表達台灣人出錢成立台中中學的意願。
1915年5月，公立台中中學（即台中一中前身）成立。
1914年3月，曾邀請板垣退助伯爵來台訪問，12月成立「同化會」（1915年即遭解散）。
1919年，與蔡惠如等人成立「啟發會」，翌年改為「新民會」，林擔任會長，成立於東京。
1921年1月起，林獻堂開始向日本國會提出設立台灣議會的要求，此為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1921年10月，台北大稻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仿效中國國民黨的制度，推舉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林幼春等人為常務理事。
1923年，為激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文化協會以《台灣民報》做為宣傳，林擔任社長。
1927年2月，成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由林獻堂等人還花了2年籌設，為了打破日本人及御用紳士控制銀行、信託、保險等金融業的狀況，由林出任董事長，陳炘擔任總經理。
1927年1月，台灣文化協會分裂，轉向由左派控制，林獻堂也退出文化協會。同年7月，另組台灣民眾黨。
1930年8月，林獻堂等人組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擔任顧問，自治聯盟以設立民選的地方各級議會為宗旨。
1937年7月15日，在日本殖民當局的壓力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宣告解散。
1946年5月當選第1屆台灣省議員。10月下旬蔣介石來台巡查時與之會面。四個月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加上林獻堂被列入指為「台省漢奸」的黑名單，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獄之災。
1949年9月林獻堂以養病為由黯然離開台灣，寓居日本，留下了「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國花草有誰憐」傷感的詩句。
1956年病逝東京，年七十六歲。

㈢ 胡保生的人物生平

胡保生，1930年9月24日生於上海市。幼年時父親去世，母親周文玲知書達理，心地善良，依靠艱苦勞動，養家糊口，將子女培養成材。在慈母的嚴格要求和良好的家教下，他表現出能吃苦耐勞、勤奮踏實、聰穎好學、愛祖國、愛科學、積極上進，母親對胡保生的成長影響很大，胡保生對老人一直盡心侍奉。青少年時期的困難家境，培養了他堅強的性格和同情勞苦大眾、渴望解放、為國出力的崇高的思想品質。1947年，他進入大同大學電氣系學習，此時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宣傳進步思想，以主人翁的態度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1951年，他以優異的成績，服從黨的號召留校任教。由於他的刻苦學習，掌握了英、俄、日等多門外語，為他以後的國際學術交流奠定了語言基礎。1952年他經院系調整到交通大學電機系任教。1953年，他以驚人的毅力，經過短短五個月的俄語學習就擔負起任教的前蘇聯專家的講課翻譯，並翻譯出版了《電力拖動自動控制》，《擾動調節》，《快速隨動系統》等幾本關於自動控制理論方面的著作，為促進我國自動控制專業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為此，於1956年獲得上海市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稱號。1958年，他響應國家號召帶領全家告別故鄉上海，隨學校西遷到西安。時值28歲的他，擔任了交通大學無線電系副系主任。他積極籌建自動控制專業，並根據洋為中用的原則，制訂了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教學計劃。60年代初，他親自編著了60萬字的「自動控制理論」講義，這是中國在自動控制領域最早的教科書。他重視教學實踐，開出了「冶金工業自動化」和「反應堆動力學與控制」，兩門專業課，並編寫了教材，由於突出的教學成績，被授予陝西省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工作者稱號。1965年他親自帶領師生到蘭州煉油廠與化工廠結合教學內容與科研實踐，進行教學改革。他和學生住臨時工棚，下車間調研與隨班勞動，解決了一個個生產中提出的控制難題。在實際工作中，他團結同志，關心愛護年青教師與學生。重視教書育人，管理育人與服務育人。
針對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國自動化專業教育落後於國外的狀況，1980年，他克服各種阻力（包括思想認識上與對科技發展認識上的阻力），制訂了中國工業自動化專業的統一教學計劃。該教學計劃既高瞻遠矚，又切實可行，調動了一批從事自動控制教學的教師的積極性，又為我國自動化專業迅速趕上國際水平奠定了基礎。1977年底他與汪應洛和李厚仁教授向教育部建議建立系統工程學科，並在中校創建了系統工程研究所，擔任所長至1997年。於1979年參加了由六所大學組織的考察團去美、日考察國外系統工程教育。1983年～1984年，他以訪問科學家的身份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從事合作研究，他深入考察了該校相關專業的教學計劃、科研活動。回國後在詳細分析資料的基礎上，吸收國外先進的合理的部分，修訂了我們的教學計劃，使其健康地發展。1987年起，他與機械工程和管理工程學科合作共同籌建了「機械製造系統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
胡保生是中國系統工程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系統工程專業國內首批博士生導師之一，並為中校首批博士導師之一。自1979 年中國系統工程學會創立即為理事、常務理事和教育與普及工作委員會副主任。1960年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IFAC）第一屆世界大會。中國自動化學會成立後任理事和常務理事、現為榮譽理事。1973～1992 年曾任陝西省自動化學會理事長、現為榮譽理事長。1984年起為跨國電子和電氣工程師學會（IEEE）高級會員，1990年起任美國《數學評論》（Mathematical Reviews）的評論員。1990～1994年為IFAC系統工程專業委員會成員。1991～1995年為國家科委科學技術委員會自動控制學科組副組長。1977～1994年為全國高校工科自動控制專業教材編審組組長和副組長，為我國自動控制專業的教材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1992年被列人世界名人錄（Who』s，Who in the World）。
他參加過許多國內、外學術會議的組織工作，擔任程序委員會（IPC）成員，如IFAC第4-6屆人機系統國際會議、IFAC分布式計算機控制系統控制系統國際研討會、IEEE系統、人和控制論年會、IEEE/SME計算機集成製造國際會議、亞洲控制會議等的IPC成員。並多次應邀在國內外學術會議上作大會學術報告，在國內外學術界有高度聲譽。他多次成功地組織了本學科在西安交通大學召開的國內與國際學術會議，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第一屆全國自動控制學術年會（1984年）、第一屆國內和第四屆國際人機系統分析、設計與評價會議（1988，1989年）、國家教委科技委第二屆自動控制學科組第二次會議（1993年）、第二屆全球華人智能控制和智能自動化大會（1997年）。
在他的主持和全所師生的努力下，在解決中國開放、改革中重大技術和經濟問題的復雜系統工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我校系統工程專業博士點於1987年經評審、被確定為全國首批重點博士點。並獲得世界銀行貸款建設《機械製造系統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於1995年通過驗收，對外開放）。他在推進我校《先進製造系統工程》的發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11工程重點建設子項目《工業系統工程實驗室》的確定、研究發展方向制定和建設中做了大量工作，此項目的建成將為博士生的培養創造更加先進的實驗條件。
在胡保生的團結和率領下，系統工程專業現有博士生導師8名，梯隊和年齡結構合理。他指導的博士生已有28名獲得博士學位，是我校本專業和控制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培養已授學位博士生最多的導師。他培養的博士生所發表的論文有250餘篇。他積極組織研究生教材的編寫工作，還與韓崇昭合著《泛函分析及其在自動控制中的應用》對提高本專業和控制科學與工程、以及其他非數學類研究生的數學修養和研究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95年起他主持控制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博士培養工作委員會的工作，組織了面向研究生的由校內外和國內外專家學者主講的系列講座，對擴大研究生的知識面和了解該學科研究前沿方向發揮了重要作用，效果顯著。
為了使研究生和教師能及時方便地了解國際和國內的最新研究動態，胡保生從無到有，經過十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在系統工程研究所建立起了有相當規模的資料圖書室，有本學科的國內外重要期刊、新書和重要國際會議的論文集，此資料圖書室還是國內自動控制國際會議文獻服務中心。胡保生為資料圖書室的建設投入了極大的精力，許多事跡是相當感人的。在所里經費困難時，用自己的經費和工資為資料室訂購了近20種期刊雜志。通過自己在國外的朋友、學生、親戚等各種渠道購買科研、教學急需的資料。一年一度的國際IEEE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會議被視為本學科最具權威的學術會議，由於經費緊張，大多未能派人參加，但1988～1998年CDC會議論文集是全的，這在全國各情報資料系統的單位中也是少有的。他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本來可以把資料寄回來，但為了節省經費和資料安全，往往是自己背回來。1992年3月在國家教委科技委第二屆自動控制學科組第一次會議上，為克服當前由於經費不足不能經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以取得文獻的困難，胡保生提議建立自動控制學科國際會議文獻服務中心，得到與會十多位自動化領域著名學者的贊同，後經過考察，一致認為由胡保生領導的西安交通大學系統工程研究所資料室的藏書最全、最齊、最有價值。專家一致同意將此中心設在該資料室。中心成立六年以來，通過各種渠道收集的重要國際學術資料和本學科的信息，在版權許可的范圍內為全國50餘所大專院校，百餘名師生提供了服務，受到廣大師生的歡，為國內自動控制學科做出貢獻。
系統工程是面向實踐、用系統思想和系統與控制的科學方法、以及現代信息與計算技術等工程手段解決不斷涌現的現代社會、科技、經濟、軍事、工農業生產等新的復雜系統問題的一門工程科學。不斷去解決國民經濟提出的新的復雜系統問題是這門科學發展的動力和生命力。胡保生善於把握這一根本方向，進行開拓性的前沿研究，結合以培養博士生。如早在1977年為我國人口發展問題進行人口系統工程的研究，形成了在全國有名的研究梯隊（以此為基礎以後成立了我校的人口與經濟研究所）；結合經濟改革與開放的需要，在國內最早開展了價格改革與開放的系統定量研究；結合科學技術和工業現代化的發展需要開展了大系統遞階和分散控制的研究，在所內形成了在國內外有名的研究隊伍。以後，緊隨全世界製造業更新和發展，在我國首批開展計算機集成製造系統和離散事件動態系統理論的研究，培養出了科研成果突出的陳浩勛和刑科義博士（以後兩人獨立均以此研究方向獲得自然科學研究基金和863高技術CIMS主題研究基金的資助，開展前沿性的研究）。近五年來，他應並行計算發展的趨勢，開展並行計算的控制演算法和信號處理的基礎研究，並與英國牛津大學計算實驗室合作，研究基於BSP模型的並行計算，以求為建立並行計算機硬、軟體工業提供基礎。
在引導博士生拓寬其知識面和提高其理論研究水平，針對國民經濟提出的新的復雜系統問題進行開拓性前沿研究的同時，胡保生十分注意培養研究生的動手能力，在科研中，胡保生自己動手，以身示範。例如，在領導組織博士生和青年教師進行激光分層對象製造系統的研究時，從方案設計、采購設備、安裝調試到製造出第一個模型，胡保生都親自動手，為博士生和青年教師做出了榜樣。
胡保生培養的博士生絕大多數已成為所在單位的業務骨幹，很多已成為教師、博士生導師和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並取得突出成績：其中樂偉梁因研究過密切結合解決國家和省級重大經濟規劃，以及國家經濟問題，獲得國家級和省部級多項獎勵，由國家授予全國社會主義新長征突擊手稱號；馮祖仁因對機器人自適應控制的貢獻而獲得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的全國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博士稱號，並獲1986年電子工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林傑對大系統的遞階控制理論作出了重要推進，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7篇，並獲1991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郭保平為第一名委託培養的優秀在職博士生，為天津市的物價改革系統工程研究作出了貢獻，在IFAC權威期刊AUTOMATICA上發表論文；刑科義對離散事件動態系統理論的研究成果，分別在IEEE Transaction on Automatic Control期刊和國內《控制理論與應用》上發表，獲DEDS理論創始人—美國哈佛大學何毓琦設立的何潘清漪1997年優秀論文獎；樂偉梁和陳浩勛由於各自論文研究基礎上的出色研究成果，得到德國洪堡基金的資助赴德國研究。
胡保生生活樸素、勤儉節約，堅持生活方面低標准，和同事出差，總是要求坐硬卧，甚至和大家一起坐硬座。在市內出差，他總是坐公共汽車。在工作中，他愛護公物。他從不多花一分錢，為了集體，他節省出差費（出國開會與工作也是如此），為所里回辦公必須品、或圖書資料。他上街第一件事就是進中外文書店，常常花自己的錢為資料室買來各種書籍。在生活上，他對於自己總是嚴要求，而對同事寬。當別人有困難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幫助他人，無論是錢或物。
他關心別人勝過關心自己。每當分得一點東西時，他會優先想起所里的其他人，包括不在職的退休人員。對於同事，他考慮的十分細致，例如，每講完一門課出考題後，他會把標准答案寫出來讓年青教師參閱。他還常常復印好最新的外文資料給青年教師作研究的參考。他身教重於言傳。為嚴格考勤制度，他常常是上班最早到，下班最後一個離開。為了減輕辦公室人員的負擔，他總是親自列印通知及其它有關文件和資料。
胡保生治學嚴謹、一絲不苟，堅持發表文章的高水平與高質量。對於自己指導的碩、博士生，既愛護關心，精心指導，又嚴格要求，深得研究生的尊敬和愛戴。有一次一個博士生寫論文不認真，他堅決不通過，讓他重新寫，使這個學生受到深刻教育，並受益終生。
他高瞻遠矚、知識淵博、嚴於律己、公正無私、又實事求是。他對於工作，對科學研究，都提倡辦實事而不搞形式主義。他的論著與學術觀點，能經得起實踐和時間的考驗，與他嚴謹治學，深入實際的學風是分不開的，忠心耿耿地為人民獻身的精神，是他取得事業成就的力量源泉，以身作則是他團結同志的基礎。
胡保生融合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科學家的良好學風於一身，是中國優秀的控制理論、系統工程專家。他的學風、工作作風與奉獻精神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的。

㈣ 這個人的生平簡介

吳冠中，1919年出生，中國現代畫家。
1919年7月5日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一個鄉村教師家庭。從無錫師范初中部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代辦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936年轉入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從李超士、常書鴻及潘天壽等學習中、西繪畫。1942年畢業，任國立重慶大學助教。1946年考取公費赴法國留學。1947～1950年在巴黎高等美術學校J.蘇弗爾皮教授工作室進修油畫；同時在A.洛特工作室學習，並在盧佛爾美術史學校學習美術史，各項成績優異。
吳冠中1950年秋返國。先後任教於中央美術學院、清華大學建築系、北京藝術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吳冠中在50～70年代，致力於油畫風景創作，並進行油畫民族化的探索。他力圖把歐洲油畫描繪自然的直觀生動性、油畫色彩的豐富細膩性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審美理想融合到一起。他擅長表現江南水鄉景色，如初春的新綠、薄薄的霧靄、水邊村舍、黑瓦白牆，和諧、清新的色調，寧靜、淡美的境界，使畫面產生一種抒情詩般的感染力。
從70年代起，吳冠中漸漸兼事中國畫創作。他力圖運用中國傳統材料工具表現現代精神，並探求中國畫的革新。他的水墨畫構思新穎，章法別致，善於將詩情畫意通過點、線、面的交織而表現出來。他喜歡簡括對象，以半抽象的形態表現大自然音樂般的律動和相應的心理感受。既富東方傳統意趣，又具時代特徵，令觀者耳目一新。
作為美術教育家，吳冠中注重學生藝術個性的培育。作為善思考的藝術家，他又勤於著述，立論獨特，而且文字生動流暢。其中關於抽象美、形式美、形式決定內容、生活與藝術要如風箏不斷線等觀點，曾引起美術界的爭論。
他的油畫代表作有《長江三峽》《魯迅的故鄉》等。中國畫代表作有《春雪》及《獅子林》《長城》等。出版有《吳冠中畫集》《吳冠中畫選》《吳冠中油畫寫生》《吳冠中國畫選輯》（1～4）及《東尋西找集》《風箏不斷線》《天南地北》《誰家粉本》等。

根據《吳冠中年表》中可以知道，1939年，吳冠中20歲，吳冠中於國立藝專期間，酷愛梵高、高更，在畫面中喜用大紅大紫強烈的色彩，給自己取名「吳荼茶」的筆名，後改為「荼」，專做畫面簽名。
參考資料：《吳冠中全集》第九卷《年表-1939》

吳冠中，別名荼，1919年，生於江蘇宜興農村。1942年，畢業於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曾任教於國立重慶大學建築系。1946年，考取全國公費留學繪畫第一名。1947年，就讀於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1950年，留學歸國，任教於中央美術學院。1953年，任清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1956年，任教於北京藝術學院。1964年，任教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1970年，「文革」期間被下放到河北農村勞動。1973年，調回北京參加賓館畫創作。1978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主辦「吳冠中作品展」。1979年，當選中國美協常務理事。1987年，香港藝術中心主辦「吳冠中回顧展」。1991年，法國文化部授予其「法國文藝最高勛位」。1992年，大英博物館打破了只展出古代文物的慣例，首次為在世畫家吳冠中舉辦「吳冠中——二十世紀的中國畫家」展覽，並鄭重收藏了吳冠中的巨幅彩墨新作《小鳥天堂》。1993年，法國巴黎塞紐奇博物館舉辦「走向世界——吳冠中油畫水墨速寫展」，並頒發給他「巴黎市金勛章」。1994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1999年，國家文化部主辦「吳冠中畫展」。2000年，入選法蘭西學院藝術院通訊院士，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籍藝術家，這也是法蘭西學院成立近二百年來第一位亞洲人獲得這一職位。根據《吳冠中年表》中可以知道，1939年，吳冠中20歲，吳冠中於國立藝專期間，酷愛梵高、高更，在畫面中喜用大紅大紫強烈的色彩，給自己取名「吳荼茶」的筆名，後改為「荼」，專做畫面簽名
吳冠中在美術創作和美術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致力於油畫民族化和中國畫現代化的探索，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多次在中國美術館和全國十餘個主要城市舉辦個人畫展，並先後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香港藝術中心、美國舊金山中華文化中心、伯明翰博物館、堪薩斯大學藝術館、紐約州聖約翰博物館及底特律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巴黎市立塞紐奇博物館等舉辦畫展。已出版個人畫集50餘種、個人文集有《吳冠中談藝集》、《吳冠中散文選》、《美醜緣》、《生命的風景》、《吳冠中文集》等十餘種，曾寫《橋之美》。
編輯本段藝術家生平

從無錫師范初中部畢業後，吳冠中考入浙江大學代辦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936年轉入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從李超士、常書鴻及潘天壽等學習中、西繪畫。1942年畢業，任國立重慶大學助教。1946年考取公費赴法國留學。1947～1950年在巴黎高等美術學校J

㈤ 潘克赫斯特的人物生平

潘克赫斯特出生於曼徹斯特，出日日期是1858年7月15日。但她後來對這一出生日期死活不承認，非要說她生在7月14日不可。因為7月14日，正是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獄的日子。潘克赫斯特則是想讓她的生日更富「革命性」，以顯示她生來就命定是個「革命者」。她在1908年時就說過：「我總覺得我出生在那個日子的這一事實，對我的一生都有某種影響！」
實際上，她的「革命性」並非與她生在哪一天有關，而是與她從小成長的家庭環境有關。在她的家庭里，父母雙方家中的幾代人都熱衷於政治。她的母親是「馬恩島」（the Isle of Man）人，——這是一個位於英格蘭與愛爾蘭之間的小島，直譯為「男人島」。傳說最早島上的開發者全是男人，所以才有了這個名稱。這個小島雖屬英國，但是有自己的國名與國旗，除軍事與外交外，幾乎是完全獨立，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制度，對潘克赫斯特尤其有影響的是，馬恩島早在1881年，就已經給予婦女在全國選舉中的選舉權了！島上有兩種「怪物」很有名，一個是「無尾貓」，一個是「四角羊」。大概在1910年前後的自由黨人看來，這個島也出「怪人」，那就是潘克赫斯特。
潘克赫斯特本人沒有出生在馬恩島，她的出生地是曼徹斯特市郊。她的父親是曼徹斯特的一個小商人，但也很熱心於政治，而且還自己開了一個小戲院，親自擔任角色。據說潘克赫斯特後來的「表演才能」來自於她的父親。不過，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她的母親，她的母親給自己的10個兒女所用的啟蒙書，是美國廢奴運動中影響極大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因為她與美國廢奴運動者有密切聯系。潘克赫斯特小時候，還去參加過為解放美國黑奴而舉行的募捐活動。
等到潘克赫斯特自己能讀書的時候，她最喜歡的書是一位受迫害的新教牧師「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這是一本在西方銷量僅次於《聖經》的勵志作品。另一本她喜歡的書是「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史》。 她的母親經常閱讀一本叫做「婦女參政權」的雜志，潘克赫斯特也經常翻閱，慢慢就喜歡上了雜志的編輯「莉迪亞·貝克」。她14歲那年，聽說她母親要去參加一次有關婦女投票權的集會，而且貝克要在會上演講，她就堅持要一起去。後來她回憶說，聽了演講以後，「離開會場的時候，我就變成了一個自覺的、堅定的婦女參政權主義者了！」
從此以後，潘克赫斯特就一發而不可收，非常熱心於政治，且主要是致力於婦女參政權運動。不過那時她還不叫做「潘克赫斯特」，而是叫「埃米莉·戈頓」（「戈頓」是她父親的姓）。直到1878年，她遇到了一個名叫「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的人，一個比她大22歲的男人。這是一位律師，但長期倡導婦女參政權。兩人志同道合，雖然年齡相差懸殊，但卻很快走到了一起。雖然10年間他們一共生了5個孩子，但理查德認為，她不應只是個家庭主婦。為此，他們專門雇了一個保姆照顧孩子，潘克赫斯特自己則去參與一個名為「婦女參政權協會」的活動。他們的5個孩子中，兩個男孩先後都夭折或早亡，只有3個女兒都個性十足，名氣很大，給潘克赫斯特或帶來榮耀，或蒙受「恥辱」。1898年，理查德病逝於曼徹斯特。失去了丈夫的潘克赫斯特只好暫時停止參加爭取婦女參政權的志願活動，自己找工作養家糊口。她在曼徹斯特的「喬爾頓」（Chorlton）找了一個登記出生與死亡的登記員的工作。但是有志向的人，無論到哪裡，都能找到與其志向有關的事情來做。潘克赫斯特在做「生死登記員」時，更真切地觀察到了下層婦女的不幸。比如，那些年青的母親，要獨自承擔「非婚」生子的恥辱，而那些有關的男人們，卻像沒事人一樣。按說這一現象，屬於社會道德范疇，應該改變人們的觀念。但對一直鑽婦女參政權「牛角尖」的潘克赫斯特來說，這卻更堅定了她的信念：婦女只有獲得了投票權，才有可能改變現在的處境。
所幸在丈夫去世後，她的兒女們也近成年，減輕了她的若干負擔。大女兒「克麗斯貝爾」很快就成了她政治活動的好幫手。到了1903年，潘克赫斯特認為多年來的婦女參政權活動，在議會中並沒有多少進展，——有關法案在1870年、1886年、1897年都曾有希望在議會通過，最後卻全都失敗了。她覺得應該採取點激烈手段，才有可能達到目的。於是，她與幾位同盟者，發起成立了「婦女社會與政治同盟」，一個只面向婦女且致力於靠直接行動去爭取婦女投票權的組織。她在後來的回憶文章里歸納出這個組織的宗旨：「行動，而不是語言，才是我們永恆的座右銘！」
行動果真開始了！不過，一開始，她們還只是限於公開演講和徵集請願簽名。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她們成立了一個「婦女議會」，在國會開會時，她們也開會，與議會唱對台戲。在1905年5月12日一項婦女參政權議案在議會中被阻撓通過時，她們開始聚在國會大廈外，高聲聒噪抗議。警察馬上驅散了她們，但她們再次聚集，堅持要求通過法案。盡管法案最終還是沒有通過，但這次沖突使潘克赫斯特意識到：畢竟我們已被注意到了，可以說是已經成為一股「政治力量」。
這以後，「喧嘩」抗議就成了潘克赫斯特的一個戰略。她的3個女兒都因此被捕過，而她本人在1908年2月，因為試圖沖進國會，向首相阿斯奎斯遞交一份抗議決定，第一次被捕。她因「妨礙公務」，被判6星期監禁。盡管她不斷地抱怨監牢里的惡劣環境，包括「寄生蟲、很差的食物、可怕的寂靜」等，但她覺察到，被監禁倒是可以當作是宣傳婦女參政權緊迫性的很好的「工具」！於是，在1909年，她故意兩次痛擊一名警察的臉，以確保自己能被捕。她一共被捕過N多次，最多是一年中被抓進去12次。但被捕一次，她的知名度就提高一層。她還把審判她的法庭當成「宣講舞台」。1908年被審判時，她對法庭說出了一句妙語：「我們在這里（受審），並非因為我們是法律破壞者（Law-breakers）；我們在這里（受審），只是因為我們正努力成為法律制定者（Law-makers）！」
再後來，潘克赫斯特的戰略接近於「瘋狂」：不管是哪個政黨，只要是不優先考慮婦女參政權問題，「婦女社會與政治同盟」的人就反對它。尤其是在競選的時候，她們跑到競選現場去「鬧場」。這一策略，首先使自由黨與她們決裂了——原先還有不少自由黨人是支持婦女參政權的，但因為他們沒有把婦女參政權問題當作競選第一議題，就受到了攻擊。不過，這一決裂，最倒霉的還是自由黨候選人。據說丘吉爾有一次競選失敗，就是由於他演講時，「那些女人在那裡不時地爆出狂笑」，讓口若懸河的丘吉爾的演講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後來丘吉爾當上「內政部長」後，對這些爭取參政權的婦女，鎮壓起來格外兇狠。就在鬧場時，有時婦女們也會吃虧，一次潘克赫斯特她們去鬧場，被一些自由黨的支持者用土塊、臭雞蛋和石頭襲擊，潘克赫斯特的踝骨嚴重青紫，受了不輕的傷。
最後，沖突越來越升級。婦女們用石頭打破首相府的窗戶、在國會大廈的牆上刷標語、到曼徹斯特等地藝術館破壞名畫。在1912年，當首相阿斯奎斯參觀都柏林的皇家劇院時，一些「戰斗婦女」試圖用炸葯搞爆炸！與此同時，另一些「戰斗婦女」則將一把斧頭扔進了首相阿斯奎斯的座車！她們還在一些公園、火車站等地縱火，或是向議員們打高爾夫的地方潑酸液……1913年6月4日，一位叫「埃米莉·戴維森」的「戰斗婦女」，在國王巡遊「德比」時，竟沖到國王喬治五世的賽馬前，自動躺倒，被御馬活活踩死，在社會上引起巨大震動！
「戰斗婦女」的恐怖行為，招致了很大的非議。但婦女參政權問題，確實因此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甚至有人對這些「戰斗婦女」寄予同情。有些婦女被關進牢房，她們便進行絕食抗議。獄方對她們強制灌食，因為要用金屬工具將嘴巴撬開，潘克赫斯特說當時「隔壁牢房中獄友的慘叫聲」，令她多年後都不寒而慄。——她自己是在被可能強制灌食時，雙手高舉一把水壺，威脅說如果強迫她進食，她就要自戕，這才算躲過了這一劫。後來，獄方的這一行為，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許多醫學專家也出面抗議。議會不得不制訂「貓鼠法」，規定婦女絕食時，就把她們放出去，釋放期滿再行收監。
潘克赫斯特在「一戰」開始後，出於愛國動機，暫時停止了抗爭，甚至主動與政府配合。而在一戰硝煙尚未散盡的1918年，英國議會終於通過法案，給30歲以上的婦女以選舉權！當然，這都是後話。而在1910年大選之後、自由黨當政期間，「戰斗婦女」們的激烈行為，確實給執政的自由黨，帶來了巨大危機。

㈥ 陶浚宣的人物生平

陶浚宣系東晉陶淵明第45代孫，同治丁卯並補行甲子科副榜，光緒二年(1876)丙子科舉人，丁丑考取覺羅漢教習，以知縣用。丙戌會試，挑取朕錄方略館，議敘同知，升用知府，遞升道員，加三品銜，賞戴花翎。後應聘赴廣東廣雅書院、湖北志書局任職，在福建漳州開過煤礦，在邑東白米堰設絲廠，皆喪其財。
陶灘宣工書法，上自秦漢，下迄六朝，無所不學。每臨一碑，輒至數千百遍。其臨池之勤，從小起無一日間斷，至暮年仍不輟寒暑。筆力雄勁，筆法壯麗，一時求其書者絡繹不絕。翁同龢深服其書法，派人持手書相邀，信內申明：「免去官禮，彼此輕衣小帽相見。」梁啟超對其魏書大為推重。蘇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碑刻為其手跡，至今仍為遊人所欣賞。長江上游宜昌口崖壁上所書「柏彎」兩字，每字大如桌面，筆勢蒼勁。沈陽故宮內所懸字畫亦有其手書題詞。清「光緒通寶」銀元、角子、銅元的模字皆為其手筆。 在廣東時接觸不少華僑和革命志士，畢生同情革命。聞秋瑾被害，義憤填膺，寫下萬言奏摺，力辯秋瑾無罪，手稿今存浙江圖書館。 光緒二十二年（1896），陶浚宣以其特有的眼光看中箬山半壁殘山剩水，他拿出為官數年的薪俸和書法潤筆所得，又從陶在寬、陶在銘等族人那人獲得資助，共籌集銀洋8000元，在箬山北麓，沿古運河築堤二百餘丈，並在堤之北側砌以圍牆，堤上雜種女貞、垂柳和干葉桃花等。在保留前人遺存的奇特的陶公洞、仙桃洞等勝景的基礎上，他還利用採石形成的峭壁、水塘，構思巧妙地營建了稷壽樓、揚帆舫、聽湫亭、飲淥亭、香積亭等樓台亭榭和霞川橋、秦橋、萬柳橋等造型各異的津梁，恰到好處地壘疊假山等建築小品，在摩崖和各種建築鐫有眾多的石刻、楹聯，……終於在清光緒二十五年將這一常人不屑一顧的廢石宕建成美輪美奐的園林藝術精品——東湖。秦橋南堍有靈石亭，亭柱上鐫有陶浚宣「集太白詩」的楹聯：「江空欲聽水仙摻，壁立直上蓬萊峰」。它與稷廬堂聯「八州延世澤，五柳振家聲」、東門門聯「門前學種先生柳，嶺上猶橫隱士雲」、陶園門聯「崖壁千仞，此時大劈斧畫法；漁舫一葉，如入小桃源圖中」等東湖許多楹聯、石刻一樣，坦露了陶浚宣厭惡官宦生活和塵世俗器的心跡，刻意將東湖打造成世外桃源，賡續先世陶淵明的隱逸生活。
其實，陶浚宣這一張之洞式的維新人物，並沒有在東湖當隱士、寓公。他在營建東湖的同時，就籌辦新式學堂。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陶浚宣將將其侄孫陶成章早年也任過教的東湖通藝義學改辦東湖通藝學堂，，設置史、子、算、譯四齋（系、專業），禮聘孫翼中、謝震、陳威、壽孝天、陳燮樞、周作人等兩浙飽學之士到校教授國文、算學和英文等。竺可楨、劉大白、陳儀、陳彭年等早年均在此求學，後來都成了我國的傑出人士。
後又辦東湖法政學堂及東湖醫院，建陶成章紀念祠——陶社，以供後人瞻仰。
1933年秋，東湖通藝學堂學生陶緝民赴北京，拜訪了他的老師周作人。席間，周氏即興揮毫，書贈條幅一張，文曰：「繞門山在東郭門外十里，系石宕舊址，水石奇峭，與吼山彷彿。陶心雲先生修治之，稱曰東湖，設通藝學堂，民國前八年甲辰秋余承命教英文，寄居兩閱月，得盡攬諸勝，曾作小詩數首記之，今稿悉不存，但記數語曰：『岩鴿翻晚風，池魚躍清響』，又曰：『蕭瀟幾日雨，開落白芙蓉』。忽忽三十年，懷念陳跡，有如夢寐，書此數行以贈緝民兄，想當同有今昔之感也。」 陶浚宣一生最大的亮點是他在1907年夏「秋案」發生後的所作所為。在清廷預備立憲的情勢下，浙江巡撫張曾敫、紹興知府貴福將尚未舉事的女革命黨人秋瑾「就地正法」，激起江浙輿論一片嘩然。民間輿論堅持以憲政精神為思想武器，抨擊浙江和紹興官府處理「秋案」的種種作為，使其窮於應付，以致貴福之流身敗名裂。而它的發起者和有力推動者就是陶浚宣。「秋案」發生後不久，陶浚宣奮筆疾書，以「紹興合郡紳、商、學界公啟」的名義和方式，發表約5000餘文的《駁浙撫致軍機處電》。他根據浙江巡撫張曾敫致軍機處奕電文的八個主要內容，即「金華府武義縣土匪頭目獲到，供出系大通學堂學生勾結起事」；「據紹興府貴守稟稱，大通學通系逆匪徐錫麟所辦，查閱江督、皖撫電抄徐匪供詞，情節略同，當飭貴守星夜來杭，面商一切，並派常備軍兩隊赴紹，會同貴守查辦」；「又據紹郡紳士密稟：大通體育會女教員匪黨秋瑾、呂鴻懋、竺紹康等，謀於六月初十日左右起事」；「竺實黨首，聞已糾集嵊縣萬餘人來郡，乘機起事」；「貴守於初四日傍晚率領軍隊，前往大通學堂及嵊縣公局搜查」；「該匪黨膽敢開槍拒捕，兵隊即開槍還擊，斃匪數名，並獲秋瑾及余匪十餘人」；「起出後膛槍三十支、子彈數千粒」；「訊據秋瑾供認不諱，並查有親筆悖逆字據，匪黨程毅亦供出秋瑾為首，余俱脅從」等逐一嚴詞駁斥，從而公開宣言：「無一證可以成立，即無一人可以成罪。夫大通學堂之槍，既奉官奏有案，即不得為私藏軍火；學生並不開槍拒捕，即不得為匪黨。而兩生之槍斃者為冤死，十餘人之受傷拘禁且受刑拷訊者為冤獄。秋瑾既不開槍，又無證據、無口供，以提倡女學之人，而死蒙惡名，身遭慘戮，冤莫大焉。」陶浚宣原為清政府同一營壘中人，在清廷大開殺戒的腹風血雨之中，敢於仗義執言，抨擊張曾啟、貴福的「草菅人命」、「破壞立憲」，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充分反映了他對秋瑾等革命黨人乃至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同情和支持（陶成章之長孫陶永銘先生說他亦系光復會會員），充分顯示了他的勇氣和膽量，充分表現了他的正義感和大無畏精神。同樣，陶浚宣生前「甚義（陶成章）烈士之所為」，陶成章也十分感念他的「栽培惠顧之恩」，在寫給他的信函中表示「當俟日後學生稍有進步，再為效力。」陶成章被暗殺後，紹興人民認為他「為奔走革命而死」，「煌煌青史又足以垂其不朽」，遂在陶浚宣醵資所築的東湖辟「陶公祠」（陶社）。從陶浚宣對秋瑾、陶成章等革命黨人所持的態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中晚年已脫離清政府營壘，是一位與時俱進的鄉賢。

㈦ 彭光涵的人物生平

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九十一歲時的彭光涵自稱「一輩子都在做僑務工作。」他1935年在馬來亞參加領導各界華僑抗日救亡運動，1940年回國後繼續從事相關工作 。1950年，彭光涵在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擔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1月，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成立，彭光涵擔任秘書長職務，後升任副主任兼秘書長。1984年，彭光涵卸任後，擔任中國僑聯顧問。彭光涵同志，因病於2012年5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1935年3月在馬來亞參加革命活動，同年6月參加共青團。
1937年1月在新加坡參加馬來亞共產黨，曾任馬共新加坡特別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1938年冬，滇緬公路運輸急需汽車司機，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電請「南僑總會」代募汽車司機、技工，回國參加抗戰運輸。
1939年初，在「南僑總會」的積極號召下，各地僑胞踴躍應募，數月即募集三千多人，分九批先後回國，彭光涵的六哥彭海涌就是南僑機工的第九批回國人員。
1940年6月回國並轉為中共黨員後，到太行抗大總校學習。
1942年，到延安中央海外工委干訓班、延安外國語學校學習。
1945年10月後在冀熱遼分局救濟分會工作。
1947年7月，赴朝鮮任華僑聯合會宣傳部長。
1948年4月，回國任哈爾濱市南崗區區長。 1949年，選調到中央統戰部參加全國政協一屆會議籌備工作。
1949年11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僑委研究室副主任，辦公廳副主任，黨組成員、一司司長。
1959年，被錯劃為「右傾」下放勞動。
1960年後，任中僑委駐廣州辦事處副處長、農場司副司長，廣東省外辦、僑辦副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中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彭光涵參與了建國初很多僑務政策的制定。他說，當時主要圍繞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僑區的華僑匯款問題，二是對國外華僑的政策問題。「當時很多人對華僑匯款問題不理解：為什麼他們從國外寄錢回來？能不能收？」彭光涵說，華僑匯款回來養家，牽涉到當時上千萬歸僑僑眷的生活。時任中國政府總理的周恩來指出，「用我的名義保護僑匯政策，僑匯是合法收入，不允許侵佔」。 1977年8月，籌組國務院僑辦，後任國僑辦黨組成員、秘書長、副主任，全國僑聯顧問。彭光涵是政協第五屆、六屆、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77年秋，彭光涵去探望老領導廖承志，廖對他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們要盡快恢復僑務機構，先把『廟』建立起來。」彭光涵的記憶中，鄧小平在1977年前後，每年都接待大量的海外華僑華人。鄧小平肯定了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並指出過去中央制定的僑務政策是正確的，要繼續貫徹。
在鄧小平正確的僑務政策指引下，

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引進的外資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來自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的投資。因為有很多親屬在國外，彭光涵對華僑華人的現狀很了解。他說，華僑華人幫助當地人發展工業、辦學校、辦醫院，在這一點上，華僑華人的民族特性和道德觀念起了很大作用。華僑華人事實上已經是「當地人」了。
1984年7月離休。
1984年至今二十多年，彭光涵老人始終「離而不休」，年過九旬的他與海外華僑華人及國內僑界交流依然頻繁。2009年國慶前夕彭老還將參加慶祝中國政協成立六十周年及僑宴等活動。
在彭光涵的經歷中，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他作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秘書，參與了這些方案的擬訂。

㈧ 楊吾揚的人物生平

楊吾揚先生堅持地理學的統一性, 對地理學的理論化提出了獨到的、具有重要影響的見解，理論地理研究碩果累累。早在1956年，楊吾揚先生就在當時的學術性月刊《新建設》上撰文，堅持地理學的綜合統一性。他認為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共同研究人類所居住的地球, 這是地理學作為一門統一學科的基礎；區域性是地理學的特性；雖然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分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並且地理學內部學科還在分化，但都不能改變地理學的綜合統一性；社會生活與生產上的需要是促使自然地理學與政治經濟地理學綜合到一起的根本原因；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結合，能夠更好地為國家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如中國公路自然區劃、風向在城市規劃與工業布局中的應用、中國經濟區劃等，不僅充分地體現出了他的這些學術思想，而且對學科的發展和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楊吾揚先生主張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是人地關系。1950年代末，他同江美球教授合著了「地理學與人地關系」，因故25年後在地理學報發表，但仍為解放後系統論述該問題的開創性論著之一。他們認為，地理學的對象是以人類社會為主體的地理環境。人類出現以後的地理環境可概括為三：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對應於這三個環境，地理學已形成了三個基本分支：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和社會文化地理學。地理學領域的主要矛盾是社會與環境的矛盾，貫穿於其中的一條理論紅線是人地關系。貫穿著舊人地觀的古典地理學，採用形態描述法，只能起到宣傳地理知識，擴大人們眼界的作用。貫穿著新人地觀的現代地理學，不僅廣泛採用綜合因素地域分析法，還大量引入數學模型、數理統計方法和遙感、計算機等技術手段，開始了推理邏輯化，體系嚴密化，理論模式化，使地理學成為一門能解決眾多實際問題的現代科學。1980年代末，他同林超先生合撰的《大網路全書·地理卷》中關於「地理學」的論述，全面反映了他在這方面的觀點。
1970年代末以後，楊吾揚先生在國內外進行了中外地理學的對比研究，提倡地理學的理論化和數量化。他擔任地理學會數量專業組組長達10年，強調學科內容上的傳統與創新相結合，方法上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方向上的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為我國人文地理學的定量化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楊吾揚先生率先於1980年代在北大開設了「理論地理學」和「地理學思想史」兩門研究生新課，至退休已有16個輪回。1982年後，他與侯仁之先生同為北京大學人文地理學科學術帶頭人。為加強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建設，他集中了兩年多的時間，撰寫了《高等經濟地理學》一書，於1997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系統地總結了至1990年代中期，中外經濟地理學的經典及最新發展，以完整的、簡潔的模式加以闡述，是一部高深的經濟地理學著作。楊先生通曉中、西、前蘇聯的地理學發展史和思想史，他的「地理學思想簡史」是我國全面論述中、西、前蘇聯地理學思想發展史的一本力作；他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K. Webb教授從地理環境的差異、社會經濟刺激因素、科學和哲學思想背景的差異、地理大發現等諸多方面對古代、近代中西地理學思想的差異進行了深入探討。地理學思想史專家G. Martin稱他是「在中國研究地理學思想史的領導學者」。
楊吾揚教授是我國交通運輸地理學科和課程的組建人，並在這一領域進行了開拓性研究。楊吾揚先生率先將線性規劃方法引進交通運輸的地理研究，提出了關於吸引范圍、腹地的系統性的理論，還參照國外學者關於貨物銷售地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產銷區劃的經濟指標和模式。他證明了同種但效用不等的生產基地間，低效用基地產銷區位於高效用基地產銷區之中，呈阿波羅圓分布。該論文發表兩年後，日本人文地理和區位論權威西村睦男的論文「勢力圈の設定」才在日文刊物《人文地理》第17卷發表。由於產銷區劃是以銷定產，符合市場競爭的法則，因而與F. Fetter和T. Palander的市場區劃分模式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這項成果發展了空間市場理論。楊先生的另一創新是制訂了運量與各種吸引范圍的對應表，亦屬國內外首創。它簡潔地展示了直接吸引范圍、間接吸引范圍和聯合吸引范圍所對應的干線站港地方貨運量、干線站直通貨運量、干線站通過貨運量和干線站貨運總量，從而成為綜合運輸定量計算的基本框架。
楊吾揚先生與北京大學師生在1970年代邯鄲等城市規劃中，解決了當時普遍存在的鐵路樞紐同城市發展的矛盾；邯鄲規劃是我國鐵道部技術鑒定委員會通過的我國第一個非鐵道部系統設計的「路外方案」；開辟經濟地理學從事城市規劃的新方向。
楊吾揚先生的另一突出貢獻是「中國公路自然區劃」。1970和1980年代，楊吾揚教授和陳傳康教授等應交通部規劃院邀請，共同商定全國公路自然區劃，他們以地帶性、非地帶性為理論基礎，結合構造、水熱、土質、地貌、工程病害等綜合標志，劃分了37個大區、52個二級區，並以72種自然地域類型為三級區。該方案在通過部級鑒定後，訂入《公路柔性路面設計規范》試用，經10餘年應用成功，1987年交通部又頒發了《公路自然區劃標准》。這項工作是地理學科研成果正式進入我國政府法規的首例，獲國家教委1989年度科技進步二等獎。
《交通運輸地理學》的出版是楊先生在交通運輸地理學領域研究的結晶。在多年教學和科研實踐的基礎上，以他為主，組織了北京大學、北方交通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幾位同行編寫了我國第一本交通方面的系統地理著作，由商務印書館在1986 年出版。與同時代歐、美、日等國類似著作相比，此書具有中國特色且在定量方面更為豐富。

㈨ 鮑君甫的人物生平

鮑君甫，別名楊登瀛，廣東珠海人，1901年生，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精通日語。1919年回國後在上海發展。五卅運動中，他結識了青幫中人、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因兩人是同鄉，漸成莫逆。
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增設采訪股，組織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有意拉攏青幫力量，即指派時任調查科主任的張道藩動員楊劍虹擔任采訪股總幹事（股長），楊劍虹上任後便拉鮑君甫入伙。然而鮑君甫入伙卻不來南京，還打著調查科的旗號周旋於上海的警察局、警備司令部、市黨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領館和青幫等各種勢力之間。1930年，調查科擴大活動范圍，為廣集情報，先後向上海、武漢和開封派出特派員，並配有隨員和電台。此時楊劍虹因青幫內部爭斗自殺身亡。又因鮑在上海有廣泛的人脈關系，遂被徐恩曾任命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有了名頭的鮑君甫在上海灘更是如魚得水，游刃有餘，逐漸成為上海灘上擺得平、玩得轉的名人。
自楊劍虹自殺後，痛失「師長」的鮑君甫遂改名為楊登瀛，至於為何改名還要換姓，可能是為了紀念這位有知遇之恩的「師長」吧，這也說明楊登瀛是一個極重感情、極重江湖義氣的人。公共租界巡捕房頭目蘭普遜在與其打過多次交道以後，深知楊的能量和與各方面的關系，公開宣稱「國民黨方面，我只認楊登瀛說話」，以拉近與楊登瀛的關系，可見楊在上海灘的影響力。楊登瀛取得調查科駐滬特派員名義後，搬進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有人事後了解到共產黨還送了一輛小汽車給他。徐恩曾到上海時就喜歡住在他家裡。楊登瀛非常神奇，每次搜查共產黨「窩點」時，都能查到一些「情報」，還能夠將中共刊物《紅旗》、《布爾什維克》等，甚至逐期將中共中央發給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調查科，這些《通告》都是中央下達的一些工作方針、政策或對形勢的分析，而不是對某一項工作的具體指示。但這足以引起徐恩曾的重視，每次必抄報陳立夫和蔣介石，並深得他們的信任和賞識。
不僅如此，楊登瀛還能弄到一些托派刊物送到調查科。楊每次懷揣情報「碩果」到南京來，徐恩曾都要指派總幹事張沖、特務組長顧建中殷勤招待，請楊到安樂酒家、世界飯店等高檔大飯館吃飯。家父張國棟1928年5月進入調查科，與其同事4年。據家父晚年回憶，他曾多次應張沖和顧建中的邀請作陪，在與楊登瀛推杯換盞、觥籌交錯之間，楊常常是滔滔不絕，喜形於色。 早在鮑君甫尚未改名、混跡上海灘時，曾結識了一位名叫陳養山的至交。楊劍虹拉其入伙時，他徵求陳養山的意見。這位陳養山表面上是混跡江湖之人，但實際上卻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屬於江蘇省委領導。陳養山將此情況匯報後，中共江蘇省委便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明有這個關系，可茲利用。不久，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化名王庸）找陳養山談話，了解具體情況。在向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匯報後，周認為：鮑君甫在政治上雖不甚可靠，但在隱蔽戰線的斗爭中確實需要這樣的「內線」，並決定留住這條「內線」，必要時，由陳賡單線聯系並掌控。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時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軍事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及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張際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閘路經遠里12號開會。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駕著幾輛「紅皮鋼甲車」悄然而至，開會人還沒反應過來，全副武裝的巡捕、包探已沖入房內，將包括彭湃在內的開會人員全部逮捕。敵人「登樓捕人如預知的一樣」，中央斷定：黨內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誰呢？為此陳賡找到楊登瀛，經其一番「打聽」，原來是一個名叫白鑫的中央軍委秘書，早在一個月前就通過其弟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秘密自首，白鑫叛變的理由是他的一個親屬背叛革命被發現後由彭湃批准將其槍斃了，因此懷恨在心。再經中央查證，楊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來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價，全力營救彭湃等人並盡快除掉叛徒白鑫。陳賡再次與楊登瀛聯系。楊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門水仙廟偵緝隊拘留所轉送龍華上海警備司令部。」於是中央特科全體出動，隱蔽在轉送的必經之地——楓林橋畔。遺憾的是敵人提前解押轉送，中央特科的武裝劫車功敗垂成。
為了盡快除掉叛徒，陳賡繼續與楊登瀛接洽。楊告訴陳賡：「白鑫就像不敢見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飛路和合坊43號（今淮海中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的家裡，有一群保鏢護著。南京方面已給白鑫一大筆錢，他將於11月11日去國外避難。」獲此消息的陳賡率領特科立即行動。
那天下午，先有兩輛國民黨方面為轉移白鑫的小車駛來，停在范爭波家的後門口，范家用人開始往車上搬行李，接著白鑫被眾保鏢簇擁著走出，離第二輛車僅幾米處時，特科隊員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驚疑恐懼之中的白鑫見狀拔腿就逃，並拔出手槍試圖反抗，但機警勇猛的特科隊員很快就將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號門前。 自從中共叛徒白鑫被鏟除以後，中共認為楊登瀛（鮑君甫）「告密」的情報不僅重要而且准確，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與楊登瀛取得聯系，中央特科先後增派了連德生（曾赴蘇聯接受過特工培訓）和一個化名安娥（女，真名張紅惠，又名張式沅，後成為田漢夫人）的地下黨員與他單線聯系。
上世紀50年代初，時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為鮑君甫出具過的一份證明中稱：「據我所知，鮑確系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系，在此期間對我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也於1952年出具過一份證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後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的負責同志……」從當年的歷史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楊提供的情報是多麼的及時和准確。
1928年秋，上海警備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產黨地下機關正在某處開會議事，上海警備司令部立即會同租界巡捕房幫辦譚紹良帶領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楊登瀛在巡捕房辦事，便隨同前往，親眼目睹7名共產黨人被捕。事後楊「告密」陳賡，叛徒戴冰石被及時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顧某正在上海警備司令部討價還價出賣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的回報問題。楊登瀛獲此情報後立即「告密」陳賡，叛徒顧某立即命歸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陳慰年待價出賣黨內機密文件，為楊登瀛獲悉，他先用兩根金條穩住陳慰年，隨後「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懲處。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任弼時被捕，楊登瀛向巡捕房謊稱任是自己的手下，後來說項成功，僅一個月時間，任弼時就走出監獄。
1930年，從蘇聯回國的中共叛徒黃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蘇區任職，他竟致函蔣介石，表示要「歸順黨國」，並企圖以出賣與中共中央負責人周恩來見面的時間、地點為籌碼，提高自己的身價。楊登瀛獲此信息後及時「告密」特科，黃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東省委某負責人到上海開會被捕，隨即叛變。警備司令部通知楊登瀛前往協助會審，楊立即「告密」特科，會商後派中共地下黨員劉鼎以楊所請專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證實此人身份、叛變行為後，由特科領導的「紅隊」將其懲辦。
1931年，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關向應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並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還有不少機密文件。因巡捕頭目蘭普遜不識中文，便找到楊登瀛，楊遂「告密」特科，陳賡提議由楊介紹前述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鼎扮成「中共文件專家」到巡捕房鑒定文件，劉鼎借機將其中的機密文件換出，由此巡捕房失去關向應的「罪證」。幾個月後，楊登瀛請律師出面將關向應保釋，出獄後，中央安排關向應進入湘鄂西根據地任湘鄂西軍委主席兼紅三軍政委。
一個與共產黨毫不相乾的人，只因受了共產黨的恩惠，就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向共產黨「告密」，除了說明他重感情、重江湖義氣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有一顆同情共產黨、同情革命的心。如果沒有楊登瀛將情報及時送出，如果讓叛徒們的陰謀得逞，那麼，共產黨中央及所屬各機關將會被嚴重破壞！所涉及的領導人就會慘遭殺害！那麼，中共的歷史就有可能被改寫！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旋即叛變。這個大叛徒由於工作關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絕大部分機密，當然也知道楊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況。顧順章叛變的電報從武漢發出後，首先由中共潛伏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身邊的共產黨員錢壯飛截獲，錢立即轉報中央，千鈞一發之際，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黨中央及所屬各機關平安脫險，只有極少數機關遭到破壞。楊登瀛雖不是共產黨人，但陳賡還是找到楊登瀛說：「此地不能久留，我們在上海的機關大都已經轉移了，你快想辦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楊登瀛卻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家裡！」楊不相信顧順章能斗得過張道藩。陳賡說：「實在不想離開上海，那就要有一個思想准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產黨一定會得天下，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就在這天早晨，徐恩曾帶領大批特務從南京趕到上海，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當天下午，楊登瀛作為一名「告密者」同樣遭到逮捕。
該案中錢壯飛的出現，使得調查科徹底破壞中共中央的企圖化為泡影，但對於陳立夫、徐恩曾來說，中共「間諜」就隱藏在自己身邊，還擔任要職，真是奇恥大辱！頓足捶胸之後，他們採取了一系列的「隱瞞」措施，正在焦頭爛額之時，又被捅出一個通共「告密」者，而這個通共「告密」者楊登瀛還是緣起陳果夫、陳立夫籠絡青幫並由張道藩引進的「人才」。大叛徒顧順章早已將楊的「罪行」和盤托出，這對陳立夫、張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商議之後，張道藩以「情報販子」「曾經有功」親自出面保釋，徐恩曾一路綠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後楊登瀛被寬釋，為了表示痛改前非，楊登瀛改回原名鮑君甫。從此鮑君甫牢記張道藩、徐恩曾的「教誨」，「老實做人」，徐恩曾給他安排了一個首都反省院副院長的職位。但徐恩曾並沒有放鬆對他的監視，從此鮑君甫風光不再。
七七抗戰爆發，特工總部（由調查科發展而來）西遷，重獲「自由」的鮑君甫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時，鮑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擺煙攤維持生活。 1951年「鎮反」高潮過後，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布告：「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鮑君甫認為自已曾為共產黨做過事，沒有去登記。結果期限一到，鮑君甫立即被逮捕。審訊時，鮑君甫講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間為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陳賡和陳養山的證明以後，南京市人民法院對鮑進行了從寬處理。1956年3月，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鮑君甫去北京，鮑見到了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見面之後，他們「希望給鮑一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從此市公安局每月給鮑家發放100元生活補助費。
回南京之後，鮑君甫於4月22日給安娥寄去一信。現摘錄如下：「式沅同志：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於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後即晚舊疾復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與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回思昔日舊雨都能表見在時代尖端，能不愧煞！並承老友們的沖襟容納涵蓋多方至渥，蒙黨和政府的優遇，五內交縈，愧慚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誼隆情何以回報？惟有決心黽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遠不遺，尺素時惠，即無任感禱之至，肅此略布謝忱並致敬禮。」
鮑君甫先後育有2子4女，長子早逝，次子國良；長女瓊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雲。由於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的關照，鮑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見肘。一年冬天，實在冷得不行，鮑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僅傾囊相助，還不時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誼令鮑君甫一家感動不已。至1963年他們之間還時斷時續地有著信件來往，但到了這年的下半年，田漢不幸慘遭迫害，鮑君甫與安娥的通信中斷。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燒到了鮑家，鮑君甫被幾個自稱為「專案組」的人帶往北京，從此再沒有回家。難能可貴的是，在「專案組」的淫威下，鮑君甫堅決拒絕提供有關陳賡、陳養山的「黑材料」，表現出一個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的人應有的可貴品質。
1970年（一說為1969年）冬天，楊登瀛因病去世，臨死前他再三對自己的子女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當紛紛揚揚的瑞雪迎來龍年之春的時候，周恩來已進入彌留期間。一日，他將羅青長叫到自己身邊。羅青長伏在周恩來身邊，將耳朵緊貼著周恩來的嘴巴，靜靜地聽著，不時地點頭，眼淚一串串地落了下來……
據說，周恩來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然後周恩來說：「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