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紅軍政策

1. 紅軍長征報

2. 紅軍在蘇區施行什麼政策

居住在農村和城鎮無工作單位、18周歲之前沒有享受過定期撫恤金待遇且年滿60周歲的烈士子女，以及試行義務兵役制後至《退役士兵安置條例》實施前入伍、年齡在60周歲以上（含60周歲）、未享受到國家定期撫恤補助的農村籍退役士兵等人員納入撫恤補助范圍，落實相關待遇。積極研究在鄉退伍紅軍老戰士、失散紅軍等人員遺孀定期生活補助政策。支持解決上述特殊困難對象中孤老病殘優撫對象的集中供養問題。幫助殘疾人改善生活條件。

3. 現在紅軍的後國家有什麼政策

紅軍的後代真沒啥政策。還不是苦逼的要死。當初一起走出來的紅軍戰士，現在還是過著比較清淡或者清苦的日子

4. 《紅星照耀中國》中，探究紅軍的民族政策體現在哪些方面

為喚醒各族民眾的覺悟，紅軍高度重視對黨的少數民族政策的宣傳與執行。（一）明確傳達與執行本部對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殺苗民有信仰的甲長、鄉長。（二）山田牛少，居民視牛如命，絕不應殺牛。土豪牛要發給群眾，嚴厲處罰亂殺牛者。（三）加強紀律檢查隊、收容所工作，在宿營地分段檢查紀律，開展斗爭，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眾、脫離群眾行為。」這些宣傳工作的進行，軍民之間建立了魚水深情。

5. 長征的民族政策

一、 黨的創立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民族工作（1921 ～1936年）
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視民族問題，把民族問題的解決作為整個革命任務的一部分列入黨的綱領中，提出了自己的民族綱領， 規定了民族問題方面的任務， 民族工作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 在1922年7月黨的二大《宣言》、1923年6月黨的三大制定的《黨綱草案》、1924年國共合作召開的國民黨一大《宣言》、1928年7 月黨的六大決議、1931年11月第一屆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1934年1 月第二屆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等重要文件中，都對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綱領和任務作了明確的闡述，其基本方面是正確的，即主張民族平等團結，反對民族壓迫，但比較突出地強調「民族獨立」、「民族自決」和建立「聯邦制」的口號，後來歷史證明，這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
長征之前，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主要是在漢族地區，與少數民族接觸不多，民族工作並不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且黨又處在幼年階段，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歷史與現狀、經濟與文化、風俗與宗教，皆缺乏過細的了解，沒有更多地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具體實踐，同時也沒有實踐的機會。黨的民族綱領、政策並沒有完全真正付諸實踐。但是，各少數民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及其民族綱領、政策的領導和指引下，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爭，也投入到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軍閥壓迫的斗爭中來。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風暴席捲了粵、桂、鄂、贛、滇、川等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各地各民族人民踴躍參加這一斗爭，也影響到北方和一些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推動了少數民族人民革命斗爭的發展。蘇維埃時期，我黨經過建黨初期民族工作實踐，特別是大革命時期發動少數民族斗爭的實踐，獲得了對民族問題日益深刻的認識，強調了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重要性，規定了比較完整的蘇維埃民族政策以及具體的民族工作，同時，根據日寇侵略中國的情況，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號召中國境內各民族聯合抗日。在黨的領導和黨的民族綱領的指引下，江西、福建的畲族參加了中央蘇區的創建；湘、鄂西的土家、苗等民族人民參加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開辟；廣西壯、瑤等民族參加建立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和東蘭縣等九個縣的工農民主政府，並積極參與土地改革；東北和內蒙的滿、朝鮮、蒙古、回、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赫哲等民族人民奔赴抗日前線，抗擊日本侵略。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相繼進行戰略大轉移，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紅軍長征。在這期間，紅軍三大主力主要活動在西南、西北地區，這里是我國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主要有苗、瑤、壯、侗、水、土家、布依、白、仡佬、納西、彝、羌、藏、回、裕固、東鄉等10餘個少數民族）。據統計，紅軍長征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和行程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這么長期、廣泛地與少數民族接觸，在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就使黨和紅軍有了廣泛與頻繁接觸兄弟民族的機會，使黨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一次極好的實踐。長征時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最大程度地爭取少數民族群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順利通過少數民族地區，保證戰略轉移任務的完成。因此，在長征全過程中，黨始終把民族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1934年11月，紅軍進入西南苗、瑤少數民族地區，總政治部便發布了《關於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號召全軍「在一切工作中，必須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隨後又專門給各軍團政委、政治部下達《關於爭取少數民族的指示》，把少數民族工作提高到實現我軍戰略任務的高度。1935年5月， 黨中央在沙窩會議上，更是把民族問題提到關系中國革命事業成敗的高度。正因為黨將紅軍長征中的民族問題提到關系中國革命事業成敗的高度，正因為黨對紅軍長征中民族問題的高度重視，從而及時、准確、廣泛和深入地推動和指導了民族工作的開展，更為全黨全軍在戰略轉移過程中做好民族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黨在紅軍長征時期的民族工作，大體上有以下幾個方面：（1 ）宣傳民族平等、團結，反對民族歧視，紅軍旗幟鮮明地將各民族平等、團結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重點。1935年1月， 紅軍總政治部發布《布告》：對於苗族、瑤族等少數民族，主張民族自決，民族平等，與漢族工農同等待遇；1935年5月，紅軍長征時進入四川涼山彝族聚居區時， 在沿途廣泛張貼由朱德總司令署名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宣傳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為盡快消除在少數民族地區長期存在的民族歧視，紅軍還鄭重主張廢除過去官方文告中對少數民族的侮辱性、歧視性稱呼，一律改用平等的稱謂。紅軍先遣隊劉伯承司令與彝族沽基家支首領小葉丹在彝家海子邊歃血為盟，結為兄弟，不僅保證了紅軍順利通過彝區，也成為紅軍執行黨的民族團結平等政策的成功典範。（2 ）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維護群眾利益。各部主力紅軍在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前，都針對性地對部隊進行深入細致的民族政策宣傳教育，並規定了嚴格的紀律，要求廣大指戰員必須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1935年5月，紅軍進入雲南、四川藏族地區以後， 首先派人調查當地藏民的風俗、語言、宗教、禁忌、人口、經濟等情況，整理編成《情況通報》供各部隊參考。同時規定，部隊要尊重藏民的風俗和信仰，不得進入喇嘛寺院，不動藏民供奉的神像、神龕、香爐等，不準撕毀藏民貼在門上封門的「神符」和插在房頂、寨邊、山上的經幡。在西南、西北的回族地區，紅軍總政治部專門發出了《關於回民工作的指示》。部隊進村以前先派代表與阿訇接洽，得到同意以後才進村宿營；在營區內禁止食用豬油、豬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進入清真寺，不準破壞回教經典。同時，黨和紅軍還嚴格執行群眾紀律，注意保護少數民族群眾的利益。為防止任何違紀行為的發生，黨中央成立了專門的紀律檢查團、檢查隊，在宿營地段檢查紀律的執行情況；各部隊對違反群眾紀律、造成損害少數民族群眾利益的現象都制定了嚴厲的處分規章。如在籌集糧食時，注意發動群眾來幫助，絕對禁止強買強賣，講求買賣公平，不侵犯群眾一絲一毫的利益。（3 ）幫助少數民族建立革命政權和武裝，進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初步嘗試。紅軍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後，廣泛動員和發動群眾，宣傳革命主張，號召各族人民起來反抗反動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在此基礎上，黨和紅軍積極幫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政權，少數民族地區的勞苦大眾第一次當家做了主人。1935年5月，紅軍到達四川冕寧彝漢雜居地區，推翻了反動的舊政權， 廢除了「坐質換班」制度，救出了坐牢的各族頭人，建立了彝漢聯合政權??冕寧縣革命委員會。在其它地區，也建立了許多少數民族政權，如茂縣、理縣、汶縣羌族工農蘇維埃，川、陝、甘建立的一些回民自治政權，以及川黔邊南腰界土家、苗、漢各族蘇維埃等。1936年春，紅軍在四川、雲南的爐霍、道孚、甘孜等縣，幫助藏族人民建立了博巴政府（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縣以下還建立了區、鄉兩級博巴政府。在這三個縣博巴政府的基礎上，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博巴政府。博巴政府是黨領導下最早建立的帶有民族自治色彩的紅色政權。這說明黨對中國民族問題的深索和實踐又有了新的發展。為了鞏固革命政權，紅軍還幫助少數民族建立了革命的武裝力量。1934年12月在湘黔邊境苗瑤等地區都組織了游擊隊；1936年紅軍在黔西北的苗、瑤、布依、仡佬、回等民族中建立了大小50多個人民自衛隊；在彝族聚居區的四川涼山，組織了一千多人的「中國彝民紅軍沽基支隊」；在西康藏區組織建立了藏民的獨立團、騎兵大隊、赤衛隊等武裝力量。這些革命武裝以後或者跟隨紅軍主力北上，成為紅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在當地堅持斗爭，有力地配合了紅軍的行動。（4）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在開展民族工作過程中， 黨和紅軍認識到了少數民族幹部的骨乾和橋梁作用，對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非常重視。1935年8月毛澤東曾在毛蓋爾會議上指出， 必須挑選一部分優秀的少數民族，「給以階級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們自己的幹部」。紅軍長征途中，曾吸引和培養了一批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紅軍長征途中，曾吸引和培養了一批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如石邦智（苗）、謝扶民（壯）、龍賢昭（侗）、互渣木基（彝）、天寶（藏）、彭祖貴（土家）等都是這一時期培養的少數民族幹部的代表。在甘孜，紅軍曾舉辦了藏族幹部學校，培養了從事翻譯、宣傳、後勤和群眾工作的民族幹部。在回族地區，黨把原在各部隊及地方機關工作的少數民族同志集中到各政治機關的地方工作部門，並組織短期培訓班，加強對他們的培養，把他們造就成為強有力的少數民族的領導幹部。這些民族幹部，不僅在長征時期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各民族解放，及為以後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作了幹部准備。
二、抗日戰爭時期的民族工作（1937～1945年）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全面入侵中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廣泛地團結中華各族人民，共同抗日，是這個時期中華民族面臨的共同問題和任務，是中國民族問題的中心。為此，中國共產黨發出「全民族實行抗日」的偉大號召，並提出了徹底戰勝日寇的十大救國綱領。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動和領導下，千千萬萬少數民族人民投身到抗日戰爭中來。黨除了在南方、東北、陝甘寧邊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外，又在華北、華中、華東、海南島開辟了廣大的抗日根據地，並迅速發展了抗日武裝。內蒙古和華北地區先後成立了「蒙漢抗日游擊隊」，與八路軍開辟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並組織創建抗日游擊政權。後來又成立了以蒙古族為主的抗日游擊隊，組建了三個騎兵團的大青山騎兵支隊。河北回族群眾在八路軍、新四軍的直接幫助下，組織成立了數十支回民支隊、回民騎兵團等抗日武裝，馬本齋指揮的冀中回民支隊就是其中的一支。同時，全國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為支援抗戰，先後成立了一些救援組織，如：「回民抗日救國協會」、「抗日救國聯合會」、「抗日救國會」等。不難看出，抗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和影響下，少數民族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已成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民族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反對國內的民族壓迫，求得各民族的一律平等。1937年7月， 為適應抗戰的形勢和民族工作的需要，黨中央成立了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下設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這是我黨第一次設立主管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的機構。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中央決定成立幾個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分擔中央的部分工作。其中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以主持西北地區陝甘寧邊區以外的陝、甘、寧、青、新、蒙各省地下黨的工作，尤其是少數民族工作。1941年，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合並，成立西北中央局，這是抗日戰爭時期我黨處理民族問題的主要機構。這些民族工作機構的成立，標志著我黨「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少數民族工作」的開始。
在民族聚居區建立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權，是這時期我黨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通過的《憲法原則》明文規定：「邊區各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區，得劃成民族區，組織民族自治政權，在不以省憲抵觸的原則下，得定立自治法規」，這就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原則。1941年，黨和陝甘寧邊區政府領導回蒙民族先後建立了5個回民自治鄉和1個蒙民自治區。在這些民族自治區鄉中，由蒙回民族群眾自己選舉區鄉長，自治機關實現民族化，行使自治權，自治民族自己管理自治單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總的來說，黨在抗戰時期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其范圍和規模都不大，有的存在時間也不長，但在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力、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發展民族經濟文化事業、建立團結互助友好的新型民族關系等方面表現出了巨大的優越性，這充分說明了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正確性，從而為我黨把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隊伍，是抗戰期間我黨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戰初期，陝北延安各幹部學校，如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都招收過一些少數民族學員。中央黨校專門開辦了少數民族班，參加學習的有藏、彝、苗等少數民族青年。1940年秋，陝北公學還設立了民族部，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當時共有學員185人， 包括蒙、回、藏、彝、苗、滿、漢等7個民族。 為加速少數民族幹部的培養，1941年9月，中央在陝北公學民族部的基礎上， 成立了延安民族學院，這是我國第一所正規的民族大學，共有來自西南、西北、東北和華北各地的8個民族的數百名師生。正當抗戰處於緊張階段，專門地、 比較集中地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是黨中央空前的措施。這也說明了民族工作在抗戰時期的重要地位。
為適應抗戰形勢，團結更多的少數民族上層和宗教界愛國人士，黨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對冀中回民武裝的領導人馬本齋進行統戰工作是成功的。1937年，在陝甘寧邊區政府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蒙古族營長納素滴勒蓋、延安清真寺阿訇馬生福被選為邊區政府委員。1941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會通過決議， 成立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納素滴勒蓋、馬生福、謝覺哉等當選為委員。在延安還成立了回民文化促進會和蒙古文化促進會，向西北各省廣大的回族和蒙族人民（上層和宗教界人士）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族團結政策。總之，黨的統戰政策的貫徹執行，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解放戰爭時期的民族工作（1945～1949年新中國成立）
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粉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全面內戰，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進行了長達4年的戰爭，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解放戰爭。戰爭期間，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成熟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繼續堅持以往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不斷深化和發展民族工作， 使一些過去由於種種原因沒有來得及實踐的政策措施得以完成。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語言、文字、風俗和宗教，應該被尊重。這一重要論斷，是解放戰爭時期我黨民族政策的總綱。
解放戰爭時期，民族區域自治有了很大的發展。1946年山東魯中解放區有18個村的回民實行了自治或建立了回漢聯合政府；山東棗庄和河北孟村建立了回民自治鎮；河北省宣化二區建立了回民自治區；海南島的瓊崖也建立過民族自治政府。而轄區最大、影響深遠的還是1947 年5月在內蒙古建立的內蒙古自治區。這是中國第一個省一級的自治單位。其管轄范圍有呼倫貝爾、興安、納文慕仁、錫林格勒、察哈爾5個盟，1949年中央將遼北省的哲里木盟和熱河省的昭烏達盟劃歸自治區，至此形成一個面積6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250萬的解放區。 內蒙古自治區的建立充分證明，不僅在較小的區域內適合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且在更大的范圍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同樣是成功的，從而為國內各少數民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樹立了榜樣，也為中國共產黨最終確定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重視對少數民族幹部的培養和使用，一直是我黨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進一步貫徹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政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積極發展少數民族積極分子入黨，創辦學校和採取培訓形式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府里設民族工作部門，大膽提拔和使用少數民族幹部參加行政部門的領導工作，在陝甘寧邊區繼續開辦民族學院等，從而使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據各地方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統計，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夕，全國少數民族幹部發展到4.8萬人， 他們為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發展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的政策，在已解放的民族地區大力興辦與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如1947年8 月在赤峰成立了冀察熱遼聯合大學，下設行政學院、內蒙古自治學院和魯迅文藝學院；創辦了《群眾日報》、《民聲報》、《新熱遼報》、《牧民報》。在延邊地區，1946年小學校發展到365所，師生增加到10萬餘人。據1949年6月統計，東北的朝鮮族居住區有中學70所，師生17820名；小學1489所，師生183016名。在延邊還設有吉東軍政大學、延邊民族學院、延邊大學。此外，還出版發行朝鮮文報刊，如《延邊日報》、《人民新報》（牡丹江）、《民主日報》（哈爾濱）、《團結報》（丹東）等。延邊教育出版社也於1947年在延吉創建，其任務是編輯和編譯朝鮮文中、小學課本和一般書刊，為提高朝鮮族學校的教學質量和普及文化與科學技術做出了重要貢獻。
四、民族工作的歷史經驗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領導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一是適時調整和不斷深化黨的民族政策，指導全黨民族工作的開展。二是承認民族差別，照顧民族特點，動員各族人民共同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三是認真做好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打擊主要敵人。四是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關心愛護他們的成長，充分發揮他們在革命斗爭中的骨幹作用。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民族工作，是黨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她豐富的歷史經驗至今仍為我們黨和國家所堅持和沿用。

6. 紅軍長征經過了那些少數民族地區，都採取了什麼樣的民族政策有何效果

紅軍長征經過了彝族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由於採用了尊重信仰、互相幫助，友好協商，互相合作等合適的民族政策，保證紅軍順利地通過了少數民族地區，並與各少數民族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7. 紅星照耀中國中,紅軍在長征過程中制定了哪些很好的政策

長征過程中制定的歷史政策：《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後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

主要內容

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取消"三人團"，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肯定了毛的正確主張。

(7)宣傳紅軍政策擴展閱讀

會議意義

遵義會議是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

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為了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

會議起因

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

參考鏈接：網路——遵義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