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人講故事

① 據說營銷人必須會講故事，為什麼營銷人都是怎麼講故事的

樓主您好：

首先，營銷不是銷售。也就是說不是單純的賣產品專。

必須要把產品賦予概念，也屬就是您說的故事，能讓受眾產生產品聯想，從而提升該產品（品牌）的認知。

有故事的產品（品牌）才能被市場及受眾肯定。

給您舉個例子：

六神花露水 - 今年的主題：愛上夏天。

把六神花露水這個傳統品牌經過包裝搖身一變成了時尚產品，愛上夏天的slogan准確清晰的傳達了六神產品的定位及用途。更多的內容我在這里就不贅述了。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繼續追問或者網路Hi與我聯系

祝您生活愉快!

② 關於法制宣傳的講故事的徵文

對全體社會成員都具有約束力,是法律的一大特徵.一個人剛出生時就與法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會受到法律的保護,但同時也必須受法律的約束.一個國家與法律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國家的治理離不開法律.
法律是人們安全的保障,有的不法分子擾亂人民的正常生活,給人民群眾的身心造成不良影響,此時公民就會利用法律這道護身符保護自己,不讓罪犯繼續猖狂,這就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經濟生活法可謂是無處不在,它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但是現在有的不法商販在做經商過程中經常偷工減料,從而滿足自己的慾望,卻從不考慮到顧客的權益.有這樣一個小故事：一個顧客對賣肉的人說：「給我九兩肉.」那人笑眯眯地勸道：「買一斤吧,好算賬.」顧客便無奈地說：「唉,無所謂,反正我每次要一斤你也只給我九兩.」聽了這個故事,你有什麼感想呢?在現實生活中確實也有這種商販,他們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法來獲利,而我們遇到這種情況可不能像故事裡的那個顧客一樣,寧可自己吃虧也不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其實他那樣做不只自己吃虧,還讓商販更加猖狂,危害到更多人.
「普法」如一場持久戰,其重要戰役則是對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識.青少年是祖國的希望,是未來世界的主人,法律意識淡薄怎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的接班人呢?另外,青少年看問題容易走極端,有時候遇事會因失去理智而走向違法道路.因此,對於青少年的普法教育尤為重要.
近年來,因青少年欠缺法律意識而引發的悲劇比比皆是,青少年犯罪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2002年,福建警方破獲一起在校中學生殺害在校生案,共抓獲五名犯罪嫌疑人,繳獲作案工具摩托車、六四式軍用手槍和子彈3發.2003年4月,某中學學生王某因與同校的黃某發生矛盾,便叫來了幾個好友將對方毆打了一頓.王某也因此受到學校的嚴肅處理.第二天晚上,當王某的好友再次來到王某寢室里時,被值班教師發現,將王某等人帶到派出所.調查中,這伙人供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他們中間曾相互間傳遞著一支槍,並要組團買槍對抗黑社會!北京一位少年為偷錢上網,竟將奶奶當場砍死,將爺爺砍成重傷.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但是,他們卻把青春和自由作賭注,與法抗爭,因此受到法律的懲罰.如果這些人具備一些法律知識,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們應把學法當成一門嚴肅的課題.現在人們犯罪呈現低齡化,就是因為他們法律意識太差,而犯罪後往往又後悔不已.一位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因講「朋友」義氣結果害人害己,成為了一個殺人犯,被判刑二十年.「多麼無知可悲的法盲啊!」審判他的那位法官這樣嘆息.是的,他的無知真的讓人感到悲涼和痛惜.多少人曾經伴著鐵窗,渴望自己能像一隻自由的小鳥在藍天中飛翔,他們喚醒了我,喚醒了千千萬萬個人民：在經歷風吹雨打的時候,我們必須與法同行；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我們必須與法同行；在拼搏人生的征程中,我們必須與法同行.人們學法、知法、用法刻不容緩,那沒有法律約束的久而久之形成的行為習慣,是法制觀念的淡薄,更是使我們在懵懂之中誤入歧途的惡魔!也許,我們的羽翼過於稚嫩,但歷經歲月的錘煉,經過法律的磨洗.相信我們的羽翼會變得豐滿.
在黨和國家的哺育下,我們正茁壯成長,我們要對得起國家對我們的恩賜,不能成為法盲.知法,我們應在平時多看多學法律知識,多參加一些法律知識講座,更應做一些法律宣傳工作,掃除新時代的法盲；守法,更是我們畢生的義務,法律規范著我們的言行和思想,時時提醒自己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

③ 宣傳普通話的小故事

我坐火車去唐山，對面一位十七八歲的小姑娘跟我用普通話交談，她說她是豐南回人，上北京看姐姐去了答。我奇怪地問她：「你是豐南人?怎麼說話沒有豐南的口音哪?」她說：「喲，出門在外，要說普通話呀!」「那你回到家裡還說普通話嗎?」「回家就不能說了，要不我媽該說我撇京腔了。」
評點：推廣普通話的初級階段，必然要經歷一個既會說方言又會說普通話的階段。年輕人外出有說普通話的意識，這是學校教育的結果，也是具有現代意識的表現，至於老年人的語言觀念，隨著時代前進，也會逐漸變化的。

④ 怎樣才能讓故事講得更吸引人呢我們需要注意什麼

講故事是很有講究的，在故事裡添加一些幽默的詞語，這樣會更吸引人的，而且口才一定要有說服力

⑤ 怎麼講故事才吸引人

一、用聲音講故事

1.聲音，因角色而不同

一個故事一定有很多人物，如果你把每一個人物的聲音、音調、語氣都變成一樣的，那孩子一定不喜歡。所以我們要通過角色聲音的變換來吸引孩子。角色變換的時候聲音一定要變換，媽媽要利用這個角色變換的不同聲音傳遞給孩子一些人物的背景、身份、定位等，然後在變換過程中吸引孩子。

比如小動物聲音的變化，我小時候看過一個名字叫《熊貓百貨商店》的動畫片，說的是一個小熊貓，它開了一個百貨商店，為動物們采購它們想要的東西。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不同動物的聲音、語調的變化，當小動物和小熊貓訂購商品的時候，河馬醫生會說「我要一個口罩，特特特特大的」，小松鼠會說「我要雙跳舞的皮靴，最最小號的」，長頸鹿是一個媽媽式的，它說「我想要一條特別美的圍巾，長長的」。這時候，長頸鹿是一個要圍巾的媽媽，河馬是個男大夫，可能是個看牙的男大夫的形象，小松鼠是一個舞蹈演員，所以它要一個跳舞的皮靴，紅色的，最最小號的，因為它是可愛的、活潑的、動態的小松鼠。



2.聲音，依情景而變化

剛剛說了聲音要因角色各異來吸引孩子，另一方面聲音還要根據情景來變化，去傳遞我們的情感、表達我們的情緒，從而吸引孩子。比如你高興的時候，聲音會亮，會特別高興；悲傷的時候，那你可能遇上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越說可能越悲傷。再比如說「過年了，煙花真漂亮啊」，但你說「過年了，這煙花真好看」。好看嗎？你自己都不覺得好看，你的聲音沒有讓孩子興奮起來，你怎麼吸引他呢？這是不可能的。

另外，聲音的語速也很重要。比如我們說「靜悄悄地、慢慢地走出來了」，很多媽媽讀的時候根本不管快慢，再比如我們講到「偷偷摸摸」這個詞的時候，我們會說「小耗子偷偷摸摸地出來了」，那你的聲音里是不是有「偷偷摸摸」，和「小耗子靜悄悄地走出來了」，是不一樣的感覺呢？所以語速是吸引孩子特別重要的地方，假如孩子要走神了，你馬上要變換，讓他感受語速的變化，當你的語速變化的時候，孩子會特別有反應。


3.聲音，因性格而各異

我們講故事吸引孩子還有一個方式，就是用聲音去表現這個故事裡人物的性格。我們看《喜洋洋》，裡面有沸羊羊，性格特別火爆，男孩子的那種，比如說「你們誰欺負喜洋洋了，我去打它」，它是這樣的一個性格，那麼這種男孩子的聲音是什麼樣的呢？然後美羊羊是每天都美美的，像小公主一樣，大家也都很照顧它。

⑥ 民間故事宣傳語

原創： 謝志強 文學報

今天的作品，來自作家謝志強，在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博爾赫版斯《雙夢記》的來源，權對《一千零一夜》的重述與發現。同樣，中國民間故事傳統中也散落著大量的夢境與記憶，值得當代作家去發現，作者甚至認為，為什麼不可以以小小說的形式重述神話？它是對中國民間資源的一次創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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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志強丨文

刊於2014年9月25日文學報

01

品味一篇作品轉換成另一篇作品，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理論界稱之為互文性。我可不敢拿著虎皮當大旗。我只是琢磨這種轉換過程中，強化了什麼，弱化了什麼，略去了什麼，增加了什麼。

我的例子是，《一千零一夜》第4卷《一夢成富翁》和《博爾赫斯小說集》中的《雙夢記》。博爾赫斯標明了此作「據《一千零一夜》第三百五十一夜的故事」。他利用了《一千零一夜》的庫存資源。

⑦ 講兒童故事比賽宣傳語

童年讓你的生活如此美妙，我們因該好好珍惜，你童年最喜歡的故事是什麼，快來講給大家聽吧

⑧ 形容人講故事十分生動

娓娓動聽

⑨ 為「宣傳中華文化,講好中國故事」青少年該怎麼做

提高自己的閱讀量
擴大自己的閱讀面
積極宣傳相關事跡

⑩ 講故事的人的演講全文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者網路，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後，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2011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後，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徵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開始，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裡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飢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鑽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鑽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後，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麼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後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並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飢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醜陋，村子裡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醜，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裡？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後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後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幹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裡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後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後，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子，你長大後會成為一個什麼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裡，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裡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慾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並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幹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後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裡空空盪盪。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雲，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狸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狸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隻火紅色的狐狸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裡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後，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誇我想像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像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我童年輟學，飽受飢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後，我混跡於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裡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隻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於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麼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麼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願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並不平坦，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範，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盪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並不認真，但他們開天闢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後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幹了什麼，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乾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麼和我該怎樣干。
我該乾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裡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麼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像。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徵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後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幹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台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於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湧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裡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裡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盪。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
母親去世後，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 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於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於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於夢境還是發端於現實，最後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並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藉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後，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
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麼？」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准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准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並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於從後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刑》和之後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最後，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並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裡，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佈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麼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裡，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於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乾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裡。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
盡管我什麼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
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鬥士，但事過多年後，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後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
於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後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後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