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部長姜鳴

❶ 公車上書的歷史更正

歷史的更正: 關於「戊戌變法」的所有「定論」中，「公車上書」都是一個重要情節。隨手翻出《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82年版）說：「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派李鴻章赴日本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定《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
梁啟超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聯名上書光緒皇帝。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對於這樣一件教科書中言之鑿鑿的事情，史學家姜鳴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斷然質疑：「這說法大可懷疑。」
姜先生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論證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公車上書」的這件事,作者又考出翁同龢當日日記。再據宮廷檔案證明「被拒」之不存在。簽名者342人；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隻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歷史在細節中！有時候，「證實」不厭其煩，「偽證」一條足矣!人家把日子一天天翻著篇的給你看，你才發現，那幾個條件都不對，時間、地點、人物和人數都合不上那篇要聞播報，所以它基本上是個假新聞！接著，又從心性、品性、目標、手段、官場制度、入仕之途、宣傳包裝、歷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為其人，揭示出這一道「假新聞」的生發原因。
近代史，咱們都是讀過的。有人告訴你迥異於以往的細節，讓你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去的「知識」；而且，作者使用的是優美的散文文筆，讓你在舒適的閱讀狀態下感受一種獲得的驚怵。書要弄成這樣，還不值得讀嗎?
姜鳴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聽說的——一個上海人，沉溺於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關於北洋水師的——那時候我跟著錢鋼先生籌辦《三聯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訪胡同名人舊跡的事情，而且還以此作為「作業」布置給正在培訓的記者們。以後，看到那本《龍旗飄揚的艦隊》的小冊子，說北洋水師歷史的，知道就是這個「姜鳴」了，再以後，那部充實、擴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聯書店「再」版，於是一見傾囊，毫不含糊。讀書時，那種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材料堅實故事生動再加上觀念新銳的寫法，讓我們這種歷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買書人經常是就認某個作者甚至就認某個編輯，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對黃仁宇、吳思、茅海建，以及編輯潘振平的「信從」就是這樣——包括姜鳴。
歷史就是歷史。當那些事情發生、演進的時候，有的是某種利益或價值的遵從，原是沒有什麼革命、反革命，進步、倒退，愛國、賣國，好人、壞人的界說的。那些標簽是後人按彼時的遵從製作的，即使採信，也該先讀一遍那些標簽的分類手冊，看看是不是那麼回事。歷史學家姜明在書中告訴我們，簽了《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是明知道要擔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澀的；甚至名滿天下的變法第一烈士譚嗣同，當年也曾開出過一份向英、俄出賣蒙古、新疆、青海國土，以籌款變法的策論吶！
常識上，動機與效果，目的與手段，標簽與內里時常是兩回事。比如康有為編造的關於「公車上書」的假新聞，作者就有觀照歷史的通達之判：「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關於公車上書，史學家姜鳴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詳細論證了康有為自稱的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的「公車上書」，作者又考證了翁同龢當日日記。再根據宮廷檔案，同樣證明「上書被拒」之不存在。簽名者人；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其實並不存在，頂多隻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所以說公車上書的事情是有的，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並形成了對維新變法有利的社會風氣應該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