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宣傳畫

『壹』 誰知道一本老知青寫的關於上山下鄉的書

《男人的一半都源死女人》——張賢亮（他寫了很多都是知青小說）
《綠化樹》——張賢亮
《傷痕》——中國知青文學的第一篇小說
《分界線》——張抗抗
《一個冬天的童話》——遇羅錦
《在小河那邊》——孔捷
《鋪滿鮮花的道路》——馮驥才
《狂戀》——史鐵生
《我遙遠清平灣》——史鐵生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曉生
《今夜有暴風雪》——梁曉生
《雪城》——梁曉生
《西望茅草地》——韓少功
《黑駿馬》——張承志
《北方的河》——張承志
《本次列車終點》——王安憶
《血色黃昏》----老鬼
這些都是小說，不知道你想買哪本送給媽媽

『貳』 有感〝知青上山下鄉四十周年〞紀念會對聯

戊子深冬不冷天，一堂薈萃笑聲連。廣蕪大地非詩畫，混沌韶華豈夢煙。

苦澀辛酸風雨雪，沉浮起宕礪磨蹎。今宵歡聚聊前事，彈指揮間四十年。

『叄』 當年為什麼要上山下鄉當知青

1、從宏觀經濟來看，上山下鄉運動的第一個原因是六十年代中蘇交惡而爆發的財政危機，老毛拒絕了1958年蘇聯提出的新的軍事同盟的要求，於是通過外部投資拉動的經濟因為投資的瞬間中斷而崩潰，隨之而來的二五計劃夭折。

1958年到1960年間政府自主工業化建設（增發貨幣、擴大地方自主權、大躍進）維持了兩年的高增長，但是1960年國民經濟迅速下滑21%,最後兩年經濟增長下滑近一半。

面對資本基本為零的極端環境，當時的政府通過意識形態工具發動「階級斗爭」、「繼續革命」等群眾運動，將青年作為極其廉價的勞動力集中投入國家建設，實際上是「替代長期絕對稀缺的資金要素」以滿足國家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需求。

2、上山下鄉運動的第二個原因是由第一個原因演化出的城市產業的衰弱，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蘇聯的資本積累方法，通過工業農業剪刀差的方式，為城市中的工業提供原始積累。由於60年開始的經濟危機，農村無法再向城市提供資金和基礎產品交換，城市工業陷入危機。

同時由於當時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而導致政府高額赤字，政府主導的公司體制舉步維艱，城市就業率隨即下滑，出現了可能高達約8000萬的失業人口。因此政府動員青年適齡就業人口上山下鄉，通過排斥勞動緩解經濟危機。

(3)上山下鄉宣傳畫擴展閱讀：

影響

至於上山下鄉給知青帶來的傷害，給農村帶來的後果，給知青家長帶來的怨氣，在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里，不止發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帶給老百姓的共同災難。

對於上山下鄉，大多數人是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被敲鑼打鼓趕到農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間，這樣的事情才有可能實施。 所以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反思不能脫離文革的背景，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後果，也只是文革動亂的惡果之一。

當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齡。人是生活在社會里的，除了物質生活，還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鄉是當年的知青踏入社會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運，有太多的共同語言。與人生的其他階段相比，許多人對那段生活的記憶最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懷念。

『肆』 舊時，插隊是什麼意思

1966 年文革爆發，中國的社會陷入停頓，就業機會大幅降低，社會上閑置無業的年輕人逐年增加，於是從 1968 年起，將兩千萬都市裡 16~20 的年輕人以「插隊落戶」為名丟到鄉下，名曰「上山下鄉」、「向貧農學習」， 1966 年文革爆發時的高中初中六屆中學生這一代在中國有個專有名詞稱之為「老三屆」，這些人被剝奪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掐指一算這些人也是「插隊落戶」的主要族群，後來當然不乏突破先天不足的精英，例如改革開放之後以 30 歲之齡進入大學就讀之士，大多數「老三屆」卻成為現在社會上最弱勢最沒有專長的族群。 插隊宣傳畫 1968年12月，毛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全國城鄉沸騰起來，成千上萬的中學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歡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發表。 許多人熱淚盈眶，連夜寫出決心書，向毛主席黨中央宣誓。還有許多人表示，越是艱苦越向前，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主動要求到革命聖地瑞金、延安、井岡山和邊疆地區插隊蔚然成風。 全國行動最快的下鄉隊伍為上海某中學一群初中生，他們連夜收拾行裝，十二小時之內就離開學校和家鄉前往蘇北農村插隊。因為時間倉促校方來不及聯系汽車，他們是自己背著行李，邁開雙腳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 「文革」以來全國首支下鄉插隊的知青隊伍來自首都北京，人數共10人。他們於1967年深秋離開北京前往內蒙古草原插隊，臨行前集體在天安門金水橋畔向毛主席宣誓。他們的革命行動比毛主席最高指示發表還早一年多。 另一支主動下鄉的知青隊伍於1968年2月出發，他們共有55人，來自北京多所中學，其中不乏名校學生。他們去到雲南西雙版納農場插隊。當地人稱「北京五十五」。 報載，1969年2月，天津市灣兜中學30名紅衛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到山西省平陸縣毛家山生產隊插隊落戶。他們創造了步行下鄉最遠的歷史紀錄。 另一個歷史紀錄是由一隊上海中學生創造的。他們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國北疆的北大荒插隊，但是等他們不遠千里來到北大荒，結果卻發現有關部門通知搞錯了。 於是他們只好掉頭向著另一個正確的方向———祖國南疆的雲南西雙版納前進。等他們終於到達目的地，時間已經來到秋天，行程超過萬里，因此他們堪稱耗時最長、下鄉行程最遠的知青。 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僅1969年，全國下鄉知青人數已經接近三百萬人。至次年，達到五百七十三萬四千人。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全國下鄉知青總數累計已達一千七百萬人。

『伍』 有沒有關於老三屆，知青，上山下鄉的書（類似與血色浪漫）

年輪！經典的。小時候看的：）

『陸』 有什麼電影和小說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故事的，電影不要太老的

最近熱播的《甜蜜蜜》就是講那時候一級後來的事。
還有就是《和青春有關的日子》，《血色浪漫》等等。

『柒』 著名知青畫家有哪幾位

知青名人國畫家翁振新
陳丹青1953年生於上海的，祖籍乃廣東台山市三合鎮良村，不僅是一名造詣非凡的藝術家，文藝評論家，還是一位出色的學者。
呂俊傑，1955年生於天津，現天津「津門沽上」書畫院院長。
旅美油畫家李斌
劉柏榮是文革知青美術畫家中最早出名的，他在1969年創作的《胸懷朝陽何所懼，敢將青春獻人民》（它在出版時還有一個副標題--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上海市黃山茶林場十一位知識青年學習），被廣泛地印成招貼和放大成宣傳畫，並參加了1972年的全國美展。

幾位著名的知青畫家

劉柏榮是文革知青美術畫家中最早出名的，他在1969年創作的《胸懷朝陽何所懼，敢將青春獻人民》（它在出版時還有一個副標題--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上海市黃山茶林場十一位知識青年學習），被廣泛地印成招貼和放大成宣傳畫，並參加了1972年的全國美展。當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幅畫顯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盡管他在作畫時參考了這些烈士生身的不少照片，（1）但畫面上出現的形象，卻非常概念，像是一個家庭中的兄弟姐妹。這主要是造型能力的局限，因為他當時畢竟只有17歲，也沒有經過美術學院的專門訓練。他在兩年後與陳亦遜合作的版畫《一家親》仍然暴露出了這方面的缺點（這時他已成為部隊的一名專業美術人員），這幅畫也參加了1972年的那屆全國美展，並被選入畫冊，但人物的造型與木刻的技法，是無法與這一榮譽相匹配的。直到1973年創作的《堅持不懈》，他的造型能力才出現了可喜進步，形象刻畫得很生動，也非常符合對象的身份。畫面的布局和虛實處理不落俗套，筆墨也顯得十分帥氣，沒有絲毫拖泥帶水的地方，即使是當時的科班出身的那些畫家，也未必有這樣的水平。這幅畫參加了1973年的全國連環畫、中國畫展覽會，其中的四個頭像，被選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印的《工農兵形象選》第二冊，翌年還被人民美術出版社印成大型的獨幅畫頁。（2）這使他名聲大振。劉柏榮出生於1952年，是一位上海知青。1968年12月，他到江西農村插隊落戶，在那裡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在1972年的《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他從小就愛畫畫，但只是出於個人的興趣，沒有認識到畫畫應該為工農兵服務。他初到江西農村，覺得那裡的人很臟，環境也沒有想像中的美好。繁重的勞動使他渾身筋骨疼痛，自然也就失去了畫畫的興致。這時，貧下中農看出了他的思想問題，用各種方式幫他提高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覺悟。通過艱苦的勞動磨練，他終於在農民前面感到了羞愧：盡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3）於是他決心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與農民一起勞動，揀最苦最臟的活干。漸漸地，他碰到了牛糞也不覺得臭。這種思想和感情上的變化，激起了他的藝術興趣。在畫畫的過程中，他甚至還得到了貧下中農的熱情幫助和具體批評，使他懂得了應該畫什麼，應該怎樣畫。對於這些話的真實性，我們很難推測，因為當時報刊上的這類文章幾乎都是這樣寫的。1969年，《解放日報》報道了上海市黃山茶林場的11名上海知識青年為搶救國家財產，在與洪水的搏鬥中犧牲的消息，劉柏榮和一位青年工人業余畫家合作了《黃山青松映丹心》的組畫。隨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作了水粉畫《胸懷朝陽何所懼，敢將青春獻人民》，並被印成招貼畫，（4）後來他又畫成了油畫（參加1972年全國美展），並作了一些改動。如，在水粉畫上，最前側的那位女知青，手上拿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而在油畫上則被改成了緊握的拳頭；揮手高呼的男知青形象，也由側面改成了正面；構圖也作了調整，上下兩邊都裁去一截，顯得更加緊湊。對於這幅畫的創作過程，劉柏榮在《一定要畫好我們時代的英雄形象》中作了詳細的介紹，其中對於洪水與英雄之間關系的論述，非常富有辨證色彩：

洪水雖然惡浪滔滔，奔騰洶涌，但在我們的英雄面前它是失敗者，英雄戰勝了敵人，這是事物的本質。所以畫洪水是為了表現英雄，是為了刻畫和烘托英雄的形象和精神氣質服務的。洪水處理得好不好，表現得恰不恰當，對主題的表現及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是很有關系的。洪水表現得過分，英雄人物就不可能在畫面上突出出來，這將影響以及損害英雄形象；相反不表現洪水的特點，把洪水畫得平平淡淡，或者不重視其表現，同樣英雄形象得不到較好的體現。（5）
對中國來說，1969年是一個洪水年。我們只要看一下當時的各類畫報，就能發現有相當的篇幅是用來描寫抗洪英雄的。就是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紅旗》的第12期上，也發表了抗洪英雄金訓華的日記和評論員的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樣》，同時還刊登了上海畫家徐純中（當時署名為逸中）創作的水粉畫《毛主席的紅衛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樣金訓華同志學習》。金訓華原是上海市吳凇第二中學的1968年高中畢業生。1969年5月，到黑龍江省遜克縣遜河公社雙河大隊插隊落戶。同年8月15日，他為搶救被洪水沖走的電線桿，不幸犧牲。據說，當時有人勸他水流太急，下去危險，但他卻毅然跳進河裡，並回答說：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徐純中是上海市西中學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後，他被送往上海崇明農場插隊。金訓華事跡發表後，《解放日報》美術組，急召陳逸飛、徐純中等人，連夜在報社趕制金訓華事跡的一整版繪畫作品。徐純中當場構思創作了《毛主席的紅衛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樣金訓華同志學習》，在完稿過程中，又得到了陳逸飛的修改潤色。（6）此畫在《解放日報》畫刊發表後，即被當時的中央領導看中，並經重畫，作為美術界的樣板畫之一，刊登在《紅旗》雜志上。這幅畫的構圖和人物的處理，雖然與劉柏榮的那幅《胸懷朝陽何所懼，敢將青春獻人民》有些不同，但畫面的氣氛卻極其相似，幾乎讓人感到出自同一人的手筆。就連他們的創作體會，也像是經過討論才撰寫的。（7）當然，《毛主席的紅衛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樣金訓華同志學習》在傳播上更具效力，它不僅被大量地印成招貼畫和郵票，而且被大規模地用油畫復制在全國各地的宣傳牌上。這兩幅反映知青的畫，在文革前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當然是社會影響力而不是藝術影響力。在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它們作為反映階級斗爭和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形象的典型，再次得到了輿論的肯定。

何紹教以油畫《學耕》而為美術界知曉。他是浙江省參加1972年全國美展僅有的三幅油畫中最年輕的作者，當時只有25歲。他於1969年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浙江省建德縣的一個貧瘠的農村插隊落戶。他在中學期間就對繪畫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但是，他的所有專業知識，也只是在文革開始兩年的大量繪制領袖像和宣傳畫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1971年的春天，他接到當地縣里有關部門下達的創作任務、來到毛澤東曾經為之題詞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千娥公社體驗生活。然而，他對這種表現鋼鐵女子的題材取法興趣，在朋友們的鼓勵下，他還是決定描繪自己熟悉的知青生活。建德縣的山區婦女素以吃苦耐勞著稱，她們不但擔負著全部家務的料理，還在農忙時下田幫著男人收割、插秧。然而，耕田這種強體力活，卻是很少有婦女參加的，而那些好強要勝的女知青，倒也時有想學耕田的情況，但大都是偶一為之，並不是將其作為一項長期的勞作內容。何紹教在發現了這種既能體現婦女能頂半邊天、又能反映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題材後，便畫了一幅油畫小稿，並獲得了組織者們的好評。他們將他推薦到省一級參加全國美展的重點加工班。他與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名畫家一起進一步完善自己的作品，並對其他人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見。當時的一些具有相當創作經驗的畫家都建議，把畫面上的牛改成拉機，表現農業的機械化，以符合毛澤東的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的精神。但何紹教卻堅持了自己初稿的意圖。據他後來回憶說，他當時想法很簡單，覺得從畫面的形式上來考慮，很難安排一個用拖拉機來學耕田的場景。況且，這在他所熟悉的生活中也實在沒有見到。他所在的那個公社，經濟水平十分低下，一個大隊（也就是現在的一個村）也只有他自己有一隻掛表，而老百姓的作息隨日出日落而定，過著典型的農耕生活。而整整的一個公社，大概也只有一台拖拉機。顯然，若將耕牛改成拖拉機，就會讓人覺得很不真實。他的這幅作品奇跡般地被文革中的第一次全國美展選中，使他十分高興。這不僅使他獲得了藝術上的榮譽，也為他的知青生活帶來了轉機。這幅畫被作為知青美術創作的典型，多次刊登在各種報紙和雜志上。

沈嘉蔚以油畫《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而著名。這幅作品在1974年的全國美展中得到廣泛的好評。據不少當事人說，江青參觀展覽時，在這幅畫前滯留片刻，陪同人員向她介紹說，作者是一位下鄉知青，江青便說了一句他們不容易。於是，這幅畫就和其他十幾幅吸引過江青滯留的作品一樣，在國內被大量印刷發行，估計《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僅人民美術出版社和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的4開和對開的獨幅畫就有幾十萬張，全國的報刊也相繼登載。

《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描繪的是北方的兩位年輕的軍人，他們迎著初升的太陽，在哨樓上遠眺。畫面的色彩非常明快，人物的動作有點舞台化，畫家巧妙地利用了哨樓高聳的特點，將視線放在畫面的底邊，使軍人的形象顯得更加高大。這種風格正是來自畫面上那兩位戰士正鎖眉警惕著的前方--蘇修。對沈嘉蔚這樣一位知青畫家來說，《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使他經歷了一次較為完整的現實主義創作過程。這一題材是他自己選定的。他先後兩次去邊防哨所體驗生活和寫生，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畫草圖，三個月時間的製作。畫面上的軍人形象，都是他直接從生活中寫生來的，下了不少的功夫，那位正在樓梯上行走的軍官形象清秀剛毅。但送到北京後，有關領導看了似乎不太滿意，並指定改畫組的同志進行修改，將其畫得紅光滿面。改動雖然很精心，但對於作者本人來說，已讓他感到傷心。只有在當年的《黑龍江文藝》的封面上，我們還能看到原作的面目。

沈嘉蔚也是一位浙江籍的知青，生於1948年，是1966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他於1970年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並在42團政治部的宣傳股任美工。與他一起成為後來黑龍江知名知青畫家的還有陳宜民、李斌、劉宇廉。陳宜民他們都是來自上海，是區少年宮的美術組成員，並有一定的創作業績。

1969年底，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的趙曉沫、李建國、尤勁東、趙雁潮、陳新民等20多名學生，自願要求去生產建設兵團，支持邊疆建設。他們雖然只受過一年的專業訓練，但見識頗廣、才華橫溢，給業余出身的知青畫家以極大的影響。

兵團文化部任命原轉業軍人郝伯義負責美術創作。他當時30出頭，極富組織熱情，為了更好地完成上級交待的創作任務，他組織起了學習班，並親自動手製作了學習班所需的桌、椅、床等。沈嘉蔚在20多年後的回憶中這樣寫道：郝是兵團美術創作的靈魂人物，沒有他也就沒有這一個小文藝復興的出現。（11）郝主張學習班的創作以群體的面貌出現，並將60年代紅極一時的北大荒版畫的整套技法全部傳授給學習班的版畫組成員。他們各自構思草圖，然後集體進行修改，讓能力較強的改稿，定稿後指定一人刻印。當1972年恢復公開署後，最後的完成者便可署上自己的名字。

『捌』 知青是怎樣一群人大神們幫幫忙

知青抄 知青——這里所說的知青，並非襲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樣，是對有文化有知識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個特殊的群體。它包括的是曾在學校受過教育，然後在「上山下鄉」這個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組織的到農村或連續從事農業生產的那批年青人。這里的學校，指的是中小學，因為按照當時的規定，大學與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都由國家統一分配，即使被分配到邊疆和農村，也以幹部的身份出現，領取國家的工資。普通中小學的畢業生卻享受不到這樣的待遇，在理論上，他們是被作為農民的。這正是知識青年與其他到農村、邊疆工作的人之間最根本的區別。 1962年以後，由國家統一分配的，從大中城市下鄉的中學畢業生，其中「文革」期間畢業的「老三屆」以及其後陸續從中學畢業的城市青年，就成為「知青」的主體。

『玖』 我的陸儼少上山下鄉圖落款在右上角是贗品嗎

畫作落款都在左下角，這不合流行的規則。
當然，是否假貨不能光憑這一點來判定。

『拾』 知識分子上山下鄉什麼意思，為什麼要這么做，知青是什麼意思

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廣義泛指有知識的青年，一般指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特定歷史時期的稱謂，指從1950年代開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為止自願或被迫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做農民的年輕人，這些人中大多數人實際上只獲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在中國知識青年指從1950年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自願或被迫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或兵團務農的年輕人，這些人中大多數人實際上只獲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從50年代中開始就組織將城市中的年輕人移居到農村，尤其是邊遠的農村地區建立農場。早在1953年《人民日報》就發表社論《組織高校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55年毛澤東提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成為後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口號。從這一年開始共青團開始組織農場，鼓勵和組織年輕人參加墾荒運動。當時，美術家朱宣咸1958年創作的作品《知識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動地記錄了北大荒農墾在那個特定時代知識青年的畫面。1962年開始有人提出要將上山下鄉運動全國化地組織起來，1964年，中共中央為此特別設立了一個領導小組。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為止許多中學畢業生既無法進入大學，又無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使得中共領導機構意識到他們需要尋找一個辦法將這批年輕人安置下來，以免情況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裡吃閑飯》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許多年輕人因此下鄉去農村。全國也開
那個年代的宣傳畫
始有組織地將中學畢業生分配到農村去。從1971年開始，知識青年在農村的許多問題開始不斷暴露出來，同時中共開始在城市中將部分工作分配給下放的知識青年。不過這樣回到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大多數是通過關系得到回城的機會的。到1976年連毛澤東也感覺到知識青年問題的嚴重性並決定對這個問題重新做考慮。但到這時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萬知識青年被分配上山下鄉。毛澤東的逝世使知識青年問題暫時被擱置。
1977年高考被恢復，大多數在農村的知識青年想方設法要回到故鄉去。1978年冬在雲南的知識青年以請願和罷工的形式來將他們的要求表達出來，再次使的中央感覺到問題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鄉，10月1日中央基本上決定過去下鄉的知識青年可以回故鄉城市。
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的總數的估計在約1200萬至1800萬之間。